當時他的神氣不過是個蠢笨的德國人，隻管狼吞虎咽，唯恐少吃了一口。除了聽見同桌的人互相呼喚名字以外，他什麽也沒聽到，隻像醉鬼一樣固執地私忖著，怎麽有這樣多的法國人姓著外國姓：又是佛蘭德的，又是德國的，又是猶太的，又是近東各國的，又是英國的，又是西班牙化的，美國姓……
他沒發覺大家已經離席，獨自坐在那裏，想著萊茵河畔的山崗，大樹林，耕種的田，水邊的草原和他的老母。有幾個還站在飯桌那一頭談著話，大半的人已經走了。終於他也決心站起，對誰都不瞧一眼，徑自去拿掛在門口的大衣跟帽子。穿戴完畢，他正想不別而行的時候，忽然從半開的門裏瞧見隔壁屋裏擺著一件**他的東西：鋼琴。他已經有好幾個星期沒碰過一件樂器了，便走進去，像看到親人似的把鍵子撫弄了一會兒，徑自坐下，戴著帽子，披著外套，彈起來了。他完全忘了自己在哪兒，也沒注意到有兩個人悄悄地溜進來聽：一個是西爾伐·高恩，極愛好音樂的，——天知道為什麽，因為他完全不懂，好的壞的，一律喜歡；另外一個是音樂批評家丹沃斐·古耶。他倒比較簡單，對音樂既不懂也不愛，可是很得勁兒地談著音樂。原來世界上隻有一般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東西的人，思想才最自由；因為這樣說也好，那樣說也好，他們都無所謂。
丹沃斐·古耶是個胖子，腰背厚實，肌肉發達，黑胡子，一簇很濃的頭發卷兒掛在腦門上，腦門頗有些粗大的皺痕，卻毫無表情，不大端正的方臉仿佛在木頭上極粗糙地雕出來的，短臂，短腿，肥厚的胸部：看上去像個木商或是當挑夫的奧凡涅人。他舉動粗俗，出言不遜。他的投身音樂界完全是為了政治關係；而在當時的法國，政治是唯一的進身之階。他發現跟一個當部長的某同鄉有點兒遠親，便投靠在他門下。但部長不會永久是部長的。看到他的那個部長快下台的時候，丹沃斐·古耶趕緊溜了，當然，凡是能撈到的都已經撈飽，特別是國家的勳章，因為他愛榮譽。最近他為了後台老板的劣跡，也為了他自己的劣跡，受到相當猛烈的攻擊，使他對政治厭倦了，想找個位置躲躲暴風雨；他要的是能跟別人找麻煩而自己不受麻煩的行業。在這種條件之下，批評這一行是再好沒有了。恰好巴黎一家大報紙的音樂批評的職位出了缺。前任是個頗有才具的青年作曲家，因為非要對作品和作家說他的老實話而被辭掉的。古耶從來沒弄過音樂，全盤外行：報館卻毫不躊躇地選中了他。人們不願意再跟行家打交道；對付古耶至少是不用費心的。他決不會那麽可笑，把自己的見解看作了不起；他永遠會聽上麵的指揮，要他罵就罵，要他捧就捧。至於他是不是一個音樂家，倒是次要的問題。音樂，法國每個人都相當懂的。古耶很快就學會了必不可少的訣竅。方法挺簡單：在音樂會裏，隻要坐在一個高明的音樂家旁邊，最好是作曲家，想法逗他說出對於作品的意見。這樣的學習幾個月，技術就精通了。小鵝不是也會飛嗎？當然，這種飛決不能像老鷹一樣。古耶大模大樣地在報紙上寫的那些胡話，簡直是天曉得！不管是聽人家的話，還是看人家的文章，都一味地纏夾，什麽都在他蠢笨的頭腦裏攪成一團糟，同時還要傲慢地教訓別人。他把文章寫得自命不凡，夾著許多雙關語和盛氣淩人的學究氣；他的性格完全像學校裏的舍監。有時他因之受到猛烈的反駁，便啞口無言，裝假死。他頗有些小聰明，同時也是鄙俗的傖夫，忽而目中無人，忽而卑鄙無恥，看情形而定。他卑躬屈節地諂媚那班“親愛的大師”，因為他們有地位或是因為他們享有國家的榮譽（他認為估量一個音樂家的價值，這是最可靠的方法）。其餘的人，他都用鄙夷不屑的態度對付；至於那些餓肚子的，他就盡量利用。——他為人的確不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