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克利斯朵夫明白自己還不能下判斷。節場上喧鬧的聲音把他耳朵震聾了。美妙的笛音也被市囂掩住，沒法聽見。正如清朗的天空之下展開著希臘崗巒的和諧的線條，這些肉感的作品中間的確也有不少才氣，不少豐韻，表現一種生活的甜美，細膩的風格，像佩魯吉諾和拉斐爾畫中的不勝慵困的少年，半合著眼睛，對著愛情的幻夢微笑。這一切，克利斯朵夫完全沒看到。沒有一點兒端倪使他能感覺到這股精神的暗流。便是一個法國人也極不容易摸出頭緒。他眼前所能清清楚楚見到的隻有滿坑滿穀的出版物，泛濫洋溢，差不多成了公眾的災害。仿佛人人都在寫作：男人、女人、孩子、軍官、優伶、社交界的人物、剽竊抄襲的人，無一不是作家。那簡直是一種傳染病。
暫時克利斯朵夫不想決定什麽意見。他覺得像高恩那樣的向導隻能使他越來越迷路。從前在德國和文學團體的來往使他有了戒心，對於書籍雜誌都抱著懷疑的態度：誰知道這些出版物不是少數有閑者的意見，甚至除了作者以外再沒別的讀者？戲劇才能使你對社會有個比較準確的觀念。它在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中占著那麽重要的地位：好比一家巨人的飯鋪來不及滿足二百萬人的食量。即使各區的小劇場、音樂咖啡館、雜耍班等等一百多處夜夜客滿的場所不計在內，巴黎光是大戲院也有三十多家。演員與職員的人數多至不可勝計。四個國家劇場就有上三千的員役，每年需要一千萬法郎開支。整個巴黎都擠滿著起碼角兒。他們的照相、素描、漫畫，觸目皆是，令人想起他們裝腔作勢的鬼臉；留聲機上傳出他們咿咿唔唔的歌唱，日報上披露他們對於藝術和政治的妙論。他們有他們特殊的報紙，刊載他們可歌可泣的或是日常猥瑣的回憶。在一般的巴黎人中，這些靠互相摹仿過日子的大娃娃儼然是主子，而劇作者做著他們的扈從侍衛。於是克利斯朵夫要求高恩帶他到這個反映現實的國土裏去見識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