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經》之後，我又和果麥的幾位年輕朋友合作，編撰了這部新的《楚辭》解注。從編撰的宗旨來說，主要是為了提供一部具有學術基礎，可靠、易讀、令人喜愛的讀本，希望並非專業出身的讀者，能夠親切地走近這部古老的文學經典。解注的內容，廣泛利用了曆代名家的成果，不講求標新立異，但具體工作過程仍然是審慎而仔細的：有時前人成說不能使我們信服，提出自己的見解也很自然。譬如《天問》一篇的文脈，本書的解析與各家紛異之說都不同。我相信，這個本子讀起來，應該比其他注本清晰明白。
為了便於理解，把我和章培恒先生合作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關於楚辭的一章略加刪改，作為這篇後記的主要內容。
楚文化和楚辭的形成
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很早就孕育著古老的文化。楚民族興起以後，成為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戰國時期，楚勢力西抵漢中，東臨大海，在戰國諸雄中，版圖最大，人口最多。最後楚為秦所滅，但楚地的反秦起義，又成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漢王朝的建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是楚人的勝利。秦、漢大一統，最終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匯，也由此形成了偉大的“漢族”。
楚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與中原文化交流。同時楚文化始終保持著自身強烈的特征，因而楚人長期被中原國家看作野蠻的異族。楚國的國家製度不夠成熟，用於維護統治秩序、等級關係的政治與倫理思想遠不及北方文化完密。與此相應，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等，都被看作楚文化落後的表現。但在其他方麵，卻遠遠超過中原文化。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楚辭十分重要。
南方地理環境的優越性使謀生較為容易，至少在春秋以後，楚國的財力物力已明顯超過北方國家。屈原《招魂》中描繪楚國宮廷內極其奢華的享樂景象，也須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樣因為在南方謀生比較容易，途徑也多，不需要組成強大的集體以克服艱難的自然環境、維持生存，所以楚國沒有形成像北方國家那樣嚴密的宗法政治製度。個人受集體的壓抑較少，個體意識相應就比較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