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第二編第四章裏所提出的對內對外兩個問題，乃是統一以後自然存在著的問題，前文業經說明了。這個問題，自前206年秦滅漢興，至前141年景帝之死，共六十六年，久被擱置著不提了。這是因為高帝、呂後時，忙於應付異姓功臣，文帝、景帝時，又存在著一個同姓諸王的問題；高帝本是無賴子，文、景二帝，亦隻是個尋常人，凡事都隻會蹈常習故之故。當這時候，天下新離兵革之患，再沒有像戰國以前年年打仗的事情了。郡縣長官比起世襲的諸侯來，自然權力要小了許多，不敢虐民。諸侯王雖有荒**昏暴的，比之戰國以前，自然也差得遠了。這時候的中央政府，又一事不辦，和秦始皇的多所作為，要加重人民負擔的，大不相同。在私有財產製度之下，人人都急於自謀，你隻要不去擾累他，他自然會休養生息，日臻富厚。所以據《史記·平準書》說：在武帝的初年，海內是很為富庶的。但是如此就算了麽？須知社會並不是有了錢就沒有問題的。況且當時所謂有錢，隻是總算起來，富力有所增加，並不是人人都有飯吃，富的人富了，窮的人還是一樣地窮，而且因貧富相形，使人心更感覺不平，感覺不足。而對外的問題，時勢亦逼著我們不能閉關自守。漢武帝並不是真有什麽本領的人，但是他的誌願，卻較文、景二帝為大，不肯蹈常習故，一事不辦，於是久經擱置的問題，又要重被提起了。
當時對內的問題，因海內已無反側，用不到像秦始皇一般，注意於鎮壓，而可以謀一個長治久安之策。這個問題，在當時的人看起來，重要的有兩方麵：一個是生計，一個是教化。這是理論上當然的結果。衣食足而知榮辱，生計問題，自然在教化之先；而要解決生計問題，又不過平均地權、節製資本兩者。這亦是理論上當然的結果。最能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是哪一家的學術呢？那麽，言平均地權和教化者，莫如儒家，言節製資本者，莫如法家。漢武帝，大家稱他是崇儒的人，其實他並不是真懂得儒家之道的。他所以崇儒，大約因為他的性質是誇大的，要做些表麵上的事情，如改正朔、易服色等，而此等事情，隻有儒家最為擅長之故。所以當時一個真正的儒家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的主張，他並不能行。他的功績，最大的隻是替《五經》博士置弟子、設科射策、勸以官祿，使儒家之學，得國家的提倡而地位提高。但是照儒家之學，生計問題本在教化問題之先；即以教化問題而論，地方上的庠序，亦重於京城裏的大學，這隻要看《漢書·禮誌》上的議論，便可以知道。武帝當日，對於庠序，亦未能注意，即因其專做表麵上的事情之故。至於法家，他用到了一個桑弘羊，行了些榷鹽鐵、酒酤、均輸等政策。據《鹽鐵論》看來，桑弘羊是確有節製資本之意，並非專為籌款的。但是節製資本而借官僚以行之，很難望其有利無弊，所以其結果，隻達到了籌款的目的，節製資本，則徒成虛語。且因行政的腐敗，轉不免有使人民受累的地方。其餘急不暇擇的籌款方法，如算緡錢、舟車，令民生子三歲即出口錢，及令民入羊為郎、入穀補官等，更不必說了。因所行不順民心，不得不用嚴切的手段，乃招致張湯、趙禹等，立了許多嚴切的法令，以壓迫人民。秦以來的獄吏，本來是偏於殘酷的，加以此等法律，其遺害自然更深了。他用此等方法，搜括了許多錢來，做些什麽事呢？除對外的武功，有一部分可以算是替國家開拓疆土、防禦外患，其餘如封禪、巡幸、信用方士、大營宮室等，可以說全部是浪費。山東是當時誅求剝削的中心，以致末年民愁盜起，幾至釀成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