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本書，是這樣地編起來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我得到霽野，靜農，叢蕪三個人署名的信，說漱園於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病歿於北平同仁醫院了，大家想搜集他的遺文，為他出一本紀念冊，問我這裏可還藏有他的信劄沒有。這真使我的心突然緊縮起來。因為，首先，我是希望著他能夠全愈的，雖然明知道他大約未必會好；其次，是我雖然明知道他未必會好，卻有時竟沒有想到，也許將他的來信統統毀掉了，那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寫出來的信。
我的習慣，對於平常的信，是隨複隨毀的，但其中如果有些議論，有些故事，也往往留起來。直到近三年，我才大燒毀了兩次。
五年前，國民黨清黨的時候，我在廣州，常聽到因為捕甲，從甲這裏看見乙的信，於是捕乙，又從乙家搜得丙的信，於是連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古時候有牽牽連連的“瓜蔓抄”，我是知道的，但總以為這是古時候的事，直到事實給了我教訓，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樣難。然而我還是漫不經心，隨隨便便。待到一九三○年我簽名於自由大同盟，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等”的時候，我在棄家出走之前，忽然心血**，將朋友給我的信都毀掉了。這並非為了消滅“謀為不軌”的痕跡，不過以為因通信而累及別人，是很無謂的，況且中國的衙門是誰都知道隻要一碰著，就有多麽的可怕。後來逃過了這一關，搬了寓，而信劄又積起來，我又隨隨便便了，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捕，在他的衣袋裏搜出有我名字的東西來，因此聽說就在找我。自然羅，我隻得又棄家出走，但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當然先將所有信劄完全燒掉了。
因為有過這樣的兩回事，所以一得到北平的來信，我就擔心，怕大約未必有，但還是翻箱倒篋的尋了一通，果然無蹤無影。朋友的信一封也沒有，我們自己的信倒尋出來了，這也並非對於自己的東西特別看作寶貝，倒是因為那時時間很有限，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過蔓在自身上，因此放下了的。此後這些信又在槍炮的交叉火線下，躺了二三十天，也一點沒有損失。其中雖然有些缺少，但恐怕是自己當時沒有留心，早經遺失，並不是由於什麽官災兵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