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尼德蘭繪畫有四個麵目分明的時期，每個時期相當於一個麵目分明的曆史時期，兩者完全符合。藝術必然表現生活，這兒也不例外；畫家的才能與嗜好，和群眾的生活習慣與思想感情同時變化，並且朝同一方向變化。地質發生一次深刻的突變，必然有新的動植物出現，社會和時代精神發生一次大變化，也必然有新的理想形象出現。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美術館等於博物館，用想象力創作出來的東西，正如有生命的形體一樣是環境的產物，也是環境的標識。
尼德蘭藝術的第一個時期大概有一世紀半，從許貝爾特·凡·愛克[1]起到昆廷·馬賽斯為止[2]。原因在於社會的複興，就是說那時期的財富與民智都有極大的發展。像意大利一樣，許多城市很早興旺，而且差不多是自由的。我曾經告訴你們，十三世紀時佛蘭德斯已經廢除農奴製度[3]，為了製鹽，“為了開墾沼澤地”而組織的行會，一直可以追溯到羅馬時代。從第七和第九世紀起，布魯日、安特衛普、根特，都是“商埠”或是享有特權的市場，為南北貨物的集散地；商業繁盛，居民由此出海捕鯨。有錢的人備足了武器糧食，在團結與行動中訓練出遠見與創業的才具，比散處鄉村的窮苦的農奴更能夠自衛。他們的大城市人口密集，街道狹窄，田野飽和水分，河道縱橫，都不是諸侯們的馬隊馳騁的地方[4]。所以封建製度的網在全歐洲收得那麽緊，壓得那麽重，對法蘭德斯卻不能不略為放鬆。當地的伯爵徒然有他的封建主——法國的國王——幫助，徒然用他全部布戈涅的騎兵進攻；佛蘭德斯的城邦盡管在蒙斯-皮埃萊、卡塞爾、羅塞貝克奎、奧特、哈弗雷、布呂斯特姆、利赫打了許多敗仗，仍舊能重整旗鼓，一次又一次地反抗，直到在奧地利王室統治之下還保存最重要的一部分自由。十四世紀是佛蘭德斯英勇抵抗與壯烈犧牲的時期。有一般啤酒商，有阿爾特未爾德一流的人[5]，既是演說家，又是獨裁者，又是軍事領袖，結果都戰死疆場或者被人暗殺；國內戰爭與國外戰爭混在一處；城邦之間，行業之間，個人之間，廝殺不已；根特一年之內有一千四百件命案；充沛的精力經過多多少少的災難也不曾消耗完，仍舊在各方麵興風作浪。他們在戰爭中一次死到兩萬人，成批地犧牲在敵人槍下，決不後退一步。根特的居民對菲利普·阿爾特未爾德手下的五千義勇軍說：“你們不打勝仗，不要希望回來；隻要聽到你們死了或是打敗的消息，我們就放火燒城，跟它同歸於盡。”[6]一三八四年，四大行業[7]的境內，俘虜都不願意投降，說他們死後屍骨會站起來向法國人報仇。五十年後，根特城中的居民起義，四周的農民“寧死不願討饒，說他們是為了正義而死，像殉道者一樣”。在這些**的蟻穴中，食物充足，單獨行動成了習慣，所以勇氣勃勃，敢於冒險，興風作浪，甚至強凶霸道，讓那股巨大和粗暴的力漫無節製地到處發泄。當地的紡織工人代表一批新興的人，而有了這樣的人，不久就會有藝術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