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僅僅是鑄造個人的環境和外界的模子。現在讓我們深入個人的內心，接觸他的思想和感情。在這方麵希臘人和我們的距離更加驚人。無論什麽時代，什麽國家，養成思想感情的總不外乎兩種教育：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兩者都向同一方麵發生作用，在當時是保持思想感情的單純，現在是使思想感情趨於複雜。近代民族是基督徒，而基督教是宗教上第二次長的芽，和本能抵觸的。那好比一陣劇烈的抽搐，把心靈原有的姿勢扭曲了，基督教宣稱世界萬惡，人心敗壞；在基督教產生的時代，這是事實。所以基督教認為人應當換一條路走。現世的生活是放逐，我們應當把眼睛轉向天上。人性本惡，所以應當壓製一切天生的傾向，折磨肉體。感官的經驗和學者的推理都是不夠的、虛妄的；應當把啟示、信仰、神的指點作為指路的明燈。應當用贖罪、舍棄、默想來發展我們的心靈；使眼前的生活成為熱烈的期待，求解脫的期待，時時刻刻放棄我們的意誌，時時刻刻皈依上帝，對他抱著至高無上的愛，那麽偶爾還可以得到一些酬報，能出神入定，看到極樂世界的幻影。一千四百年之間［指文藝複興以前］，理想的模範人物隻是隱士與修士。要估量這樣一種思想的威力，要知道這思想改變人的機能與習慣到什麽程度，隻消讀一遍偉大的基督教詩歌，讀一遍《神曲》，再讀一遍《奧德賽》Odyssee與《伊利亞特》Iliade。但丁看到一個幻象，他走出了我們這個渺小的暫時的世界，進入永恒的國土。他在其中看到刑罰、贖罪、幸福［地獄、煉獄、天堂］。劇烈的痛苦和可怕的慘狀使他心驚膽戰；凡是執法者與劊子手逞著狂怒與奇妙的幻想所能發明的酷刑，但丁都看到了，感覺到了，嚇壞了。然後他升到光明中去，身體失去了重量，往上飛翔；一個通體光明的婦女堆著笑容，但丁不由自主地受她吸引[5]；他聽見靈魂化為飄飄****的歌聲與音樂，看到人的心靈變為一朵巨大的玫瑰[6]，鮮豔的光彩都是天上的德性與威力；神聖的言語，神學的真理，在太空發出嘹亮的聲音。在灼熱的高空，理智像蠟一般熔化，象征與幻景互相交錯、互相掩蓋，終於達到一個神秘的令人眩惑的境界；而整個詩篇，包括地獄的和天界的部分，就是一個從噩夢開始而以極樂告終的夢境［《神曲》的梗概］。可是荷馬Hornere（荷馬，英文寫作Homer）給我們看到的景色自然得多了，健全得多了。他講到特洛亞特Troade、伊薩基島和希臘的各處海岸[7]；我們今日還能追尋那種景色，認出山脈的形狀、海水的顏色、飛湧的泉水、海鳥築巢的扁柏與榛樹；荷馬的藍本是穩定而具體的自然界；在他的詩歌中，我們覺得處處腳踏實地，站在現實之上。他的作品是曆史文獻；他所描寫的是他同時代人的生活習慣；奧林波斯山上的神明不過是一個希臘人的家庭。我們毋須勉強自己，毋須鼓起狂熱的心情，就能發覺自己心中也有詩人所表現的情感，就能想象出他描寫的世界，包括戰鬥、旅行、宴會、公開的演說、私人的談話，一切現實生活的情景，友誼、父母子女的愛、夫婦的愛、光榮的追求、行動的需要，忽而發怒，忽而息怒，對迎神賽會的愛好，生活的興致，以及純樸的人所有的情緒、所有的欲望。詩人把自己限製在一個看得見的範圍之內，那是人的經驗在每一代身上都能重新看到的；他不越出這個範圍；現世對他已經足夠了，也隻有現世是重要的；“他世界”隻是一些幽魂居住的渺茫的地方。尤利斯是哈得斯Hades［地獄之神］那兒遇到阿喀琉斯Achille，祝賀阿喀琉斯在亡魂中仍然是領袖，阿喀琉斯回答說：“光榮的尤利斯，不要和我談到死。我寧可做個農夫，替一個沒有遺產而過苦日子的人當差，那比在從古以來所有的死人中間當頭兒還強得多。你還是和我談談我光榮的兒子吧，告訴我，他在戰場上是不是第一個英雄好漢。”可見他進了墳墓仍舊在關心現世的生活。“於是飛毛腿阿喀琉斯的幽魂退隱了，在野水仙田裏[8]邁著大步走開，非常高興，因為我告訴他，他的兒子出了名，勇敢得很。”在希臘文明的各個時代都出現同樣的情感，不過稍有出入而已，他們的世界是陽光普照的世界；臨死的人的希望與安慰，無非是他的兒子，他自己的光榮、墳墓、鄉土，能夠在陽光之下繼續存在。梭倫對克雷薩斯Cresus［自命為最幸福的國王］說：“我認識最幸福的人莫過於雅典的泰洛斯；因為他的城邦興旺，兒子長得又美又有德行，他們也有了孩子，能守住家業，而他老人家還活著；他這樣興旺地過了一輩子，結局也很光榮。雅典人和鄰居埃萊夫西斯人打仗，泰洛斯出來效力，在趕走敵人的時候死了；雅典人在他倒下去的地方為他舉行國葬，把他大大表揚了一番。”在柏拉圖的時代，希庇阿斯提到大多數人的意見，也說：“不論什麽時代、什麽地方，人生最美好的事莫如在希臘人中享有財富、健康、聲望，一直活到老年，把父母體體麵麵地送終，然後由子孫用同樣體麵的排場把自己送進墳墓。”哲學家長篇大論地提到“他世界”的時候，那個世界也並不可怕，並不無邊無際，既不與現世相去天壤，也不像現世這樣確實無疑，既沒有無窮的刑罰，也沒有永恒的快樂，既不像一個可怕的深淵，也不像榮耀所歸的天國。蘇格拉底Socrates對審判他的人說[9]：“死不外乎兩種情形：或者一個人化為烏有，任何感覺都沒有了；或者像有些人說的，死是一種轉變，是靈魂從這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的過程。假如死後一無所覺，好像睡著一樣，連夢都沒有，那麽死真是件妙事；因為在我看來，倘若有人在他的許多夜中舉出這麽一夜，睡得那麽深沉，連夢都沒有的一夜，再想到在一生的日日夜夜之間，有過哪一天哪一夜比這個無夢之夜更美好更甜蜜的，那他一定很容易得出結論；我這麽說不但是以普通人而論，便是對波斯的國王也一樣。倘若死是這樣的，我認為死真是上算得很，因為死後全部的時間隻等於一夜工夫。假如死是轉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的過程，而假如真像人家說的，那個地方所有的死者都住在一起，那麽，諸位審判員，我們還能想象得出比死更大的樂事麽？倘若一個人到了哈得斯［地獄之神］的境內，擺脫了眼前你們這些自稱為審判員的人，而遇到一些真正的審判員，如彌諾斯、拉紮曼塔薩、埃阿克、特裏普托萊梅，以及一切生前正直的神明，像人家說的那樣，在那裏當法官，那麽搬到那兒有什麽不好呢？跟奧爾費Orphee［Orphee在英文中寫做Orphus，在音樂書中常常引用］牟西阿斯Musee，赫西奧德Hesiode[10]、荷馬住在一起：試問誰不願意付出最大的代價換取這樣的樂趣呢？至於我，倘若事實果真是這樣，我還願意多死幾次呢。”因此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我們對於死應當抱著樂觀的態度”。過了兩千年，帕斯卡提到同樣的問題、同樣的疑惑，可是他認為不信上帝的人前途“不是永久的毀滅便是永久的痛苦，兩者必居其一”。這樣一個對比指出人的心靈在一千八百年[11]中所受的擾亂。永久快樂或永久痛苦的遠景破壞了心靈的平衡；到中世紀末期為止，在這個千斤重擔的壓迫之下，人心好比一個機件損壞、亂蹦亂跳的天平，一忽兒跳得極高，一忽兒掉得極低，永遠趨於極端。文藝複興的時期，被壓迫的天性力自振作，重新占著優勢。但舊勢力還站在麵前預備把天性壓下去，古老的禁欲主義與神秘主義，不但擁有原來的或經過革新的傳統與製度，並且還有那些主義在痛苦的心中和緊張過度的幻想中所散布的持久的騷亂。便是今日，這個衝突還存在；在我們心中，在我們四周，關於天性和人生就有兩種教訓，兩種觀念，兩者不斷地摩擦使我們感覺到年輕的世界原來多麽自在、和諧；在那個世界中，天生的本能是完整而筆直地發展的，宗教隻幫助本能成長而並不加以抑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