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起清代的社會來，確乎和往古不同。因為他是遭遇著曠古未有的變局的。這曠古未有的變局，實在當十六世紀之初——歐人東略——已開其端。但是中國人，卻遲到十八世紀的中葉——五口通商——方才感覺到。自此以前，除少數——如在海口或信教——與西人接近的人外，還是絲毫沒有覺得。
清代是以異族入主中國的。而又承晚明之世，處士橫議，朋黨交爭之後，所以對於裁抑紳權、摧挫士氣二者，最為注意。在明世，江南一帶，有所謂投大戶的風氣。仕宦之家，僮仆之數，盈千累百，不但擾害小民，即主人亦為其所挾製。[1]到清代，此等風氣，可謂革除了。向來各地方，有不齒的賤民，如山、陝的樂籍，紹興的惰民，徽州的伴當，寧國的世仆，常熟、昭文的丐戶，江、浙、福建的棚民，在清世宗時，亦均獲除籍。此等自然是好事。然而滿、漢之間，卻又生出不平等來了。旗人在選舉、司法種種方麵，所占地位都和漢人不同，具見第二十二章所述。而其關係最大的，尤莫如摧挫士氣一事。[2]宋、明兩朝，士大夫都很講究氣節。風會所趨，自然不免有沽名釣譽的人，鼓動群眾心理，勢成一哄之市。即使動機純潔，於事亦不能無害，何況持之稍久，為野心者所利用，雜以他種私見，馴致釀成黨爭呢？[3]物極必反，在清代，本已有動極思靜之勢，而清人又加之以摧挫，於是士大夫多變為厭厭無氣之流，不問國事。高者講考據，治詞章，下者遂至於嗜利而無恥。管異之有《擬言風俗書》，最說得出明清風氣的轉變。他說：
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禦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為俗，官橫而士驕，國家知其敝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紛紛，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於田野之間，閭巷之俠，而朝寧學校之間，安且靜也。然臣以為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才。今夫鑒前代者，鑒其末流，而要必觀其初意。是以三代聖王相繼，其於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舉而盡變之也；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