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所行的新法，是有利有弊的。其中在理論上，在實際上，都是利多弊少的，第一要推雇役。青苗有打倒高利貸的好處，也有抑配、追呼、放失等弊病。[15]方田均稅，則並沒有認真推行。學校和科舉，在實際上是無甚關係的。因為不論是詩賦，是策論、經義，總不過借此進身，而和實用也都不甚切。其無實際而且不免於騷擾的，怕要算民兵製度為最甚了。[16]但是不論什麽事，要是肯平心靜氣，從實際上研究其利弊，逐漸加以改良，總可以去其弊而存其利的。而當時反對新法的，不肯平心商榷。於是舊黨得政之時，把新法廢掉，新黨得政之時，又把它回複過來。就不論新舊，都不見其益，而隻見紛擾之苦了。
王安石為相，前後共七年。當神宗在位時，始終守其法沒有變。公元一○八五年，神宗死了，兒子哲宗年幼，太皇太後高氏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為宰相，把新法一切廢掉。太皇太後死後，哲宗起用新黨，複行新法，謂之“紹述”，舊黨多遭貶斥。哲宗死後，徽宗即位，初時頗想調和新舊，後來也傾向新法。用蔡京為宰相，舊黨重遭貶斥。徽宗和蔡京，都不是有什麽政治主意的人。徽宗是很驕奢**逸的，蔡京則一味窺時俯仰，搜刮了天下的錢，來供給他用。在神宗時，便已對西夏用兵，不很得利。哲宗、徽宗時，也還是如此。又適值遼亡金興，自己沒有實力，反想靠人家的力量去恢複失地，就要引起大禍了。
[1]除節度使自駐的地方外，其餘所屬的州，都稱為支郡。
[2]州的長官，本來是刺史；縣的長官，則是縣令。此時都不除人，而派朝臣出去管理，實在也是以差遣治事。
[3]殿前司和侍衛馬、步軍司都有都指揮使。
[4]其原因，（一）由外州的兵，升做禁軍的多。（二）由募兵都是無身家的，難於裁遣。（三）宋朝到饑荒時，又往往以招兵為救荒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