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是歸納若幹事物所得到的原理、原則。前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二人，替漢朝的王室整理書籍、編纂目錄，因而推論古代學術的源流派別，著成一部書目，名為《七略》。[2]《七略》這部書，現在已沒有了，可是《漢書·藝文誌》，大概是根據它的。這是中國最古的書目，也是中國人最早統論學術源流派別之作。據他所推論，春秋、戰國時的學術，其根源都出於一種“官守”。這話雖無證據，卻也有相當理由。因為古代學術，為貴族所專有；而做一種官，就有一種經驗。其初不過粗引其端，後來世變日亟（jí），根據舊有的學識，以觀察世間的事物，因舊有的見解不同，所注重觀察的方麵，也自然不同。注重觀察的方麵不同，其所成就，自更因之而異了。這是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所以發生派別的原因。
然則當時的學術派別，是怎樣的呢？一一列舉，未免太煩。我們現在且舉出幾家重要的來說說。
其（一）是儒家。儒家是出於司徒之官的。司徒是主教化的，所以儒家在政治上也重德化而輕刑罰，而尤注重於人倫及道德。
其（二）是道家。道家是主張放任主義的。所以他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民自化。他覺得後世的社會，人與人間的關係，衝突得太厲害了，遠不如上古時代渾渾噩噩的好，所以慨想到“小國寡民”之世。他又以為一切事總是循環的。恃強的人，終必吃虧。所以他在應付的手段上，主張“知白守黑，知雄守雌”。
其（三）是墨家。古代社會，離共產之世未遠，人民的貧富，本來相差不甚厲害。享用的多少，也當合全社會而統籌。譬（pì）如到荒年，就大家的吃用都要減省，雖天子亦是如此。[3]到春秋、戰國時代，就大不然了。貴族的奢侈愈甚，則其對於人民的剝削也愈甚。還要爭城爭地，打個不已。人民就無所措手足了。墨子是“背周道用夏政”的，所取法的，是較古的治法，所以主張“節用”和“非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