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人在經濟上，是最看重農業的。所以稱農為本業，工商為末業。朝廷對於農民，也時時加以獎勵。譬如“孝弟力田”在當時，便是一個受褒獎的條件。田稅也特別減輕，至於三十而取一。然而農人多數沒有田，都租借大地主的田種，地主的收租既重，又要受商人的剝削，所以當時的農民是很困苦的。工業，有許多很進步的製品如絲織物中的齊紈（wán）、魯縞（gǎo）之類，其技術，大概是很有可觀的。至於靠大資本生產，而可以牟大利的，大約要首推鹽鐵。其次便是酒酤（gū）。所以桑弘羊要籌款，新莽要實行社會政策，都要把它收歸官辦。商人在當時是經濟界上，最有勢力的人。晁錯說他們：“交通王侯，力過吏勢”“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這是社會經濟進步，自給自足的事漸少，有待於交易的漸多，所以他們賤買貴賣，可以得很多的利益。漢朝的政治、法律，對商人都特別苛刻。譬如漢高祖時，曾不準商人衣絲、乘車，重收他們的稅租。惠帝、呂後時，雖然把所謂商賈之律除掉了，[1]然而商人的子孫，還不許做官吏。一般的見解，對商人也是很輕視的。然而於其經濟上的勢力，初無所損，這也可以見得社會經濟的變遷了。
貧富的不均，是井田製度破壞、商業資本興起以後，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西漢時代，對於這個問題，很有熱心研究的人。有創平均地權之論的。有主張禁止奢侈，立下一個消費的軌範的。也有想把大事業收歸國營，免得私人借此剝削消費者的，都不曾實行。到新莽時，才斷然行一大改革。而其結果，弄得大亂。東漢以後，想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的人，就漸漸地沉寂了。
[1]應該是一種苛待商人的法律，其內容無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