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談論中國詩學繞不開的人物，卻又是多少詩學研究者不敢輕易觸碰的話題，很多學者會自覺將杜詩留到自己功力最深厚的時候研究。杜甫贏得的詩家的敬畏，是其他任何詩人都比不上的。
杜甫被稱為“詩聖”。一個人被稱為“聖”，僅僅在某方麵做得好是不夠的。所謂“聖”，是指周公、孔子這樣的人物。他們不僅一舉一動都符合儒家的理想，是百代士族的精神偶像，更是製禮作樂的人；他們不僅總結了前代的所有文明成就，更為後世訂立了一切規範。杜甫在詩歌史上，正是周公、孔子一樣的人物。一方麵，他的詩體現了儒家精神，體現了盛唐士族的風度；另一方麵，他的詩集漢魏以來詩歌藝術之大成，更為此後的詩歌藝術開啟了幾乎一切門徑。可以說，杜甫以前的一切詩歌現象，到杜甫這裏都有了一個新變；杜甫之後的一切詩歌現象，都需要追溯其與杜詩的關係。
杜甫被稱為“聖”，並非因為他總是一臉嚴肅。和之前所有的聖人一樣，他是一個比常人更有人情味的人。杜詩就像詩的海洋，裏麵有各種各樣的奇珍異寶，當然也不乏有趣味、有性情的詩。事實上，杜甫比一般詩人高明之處，恰恰在於他更有性情，更能自由地在詩歌中表達自己的主觀意誌。
一位優秀的詩人，應當是“哀樂過人”的。他之所以悲哀、之所以快樂的原理，跟一般的人情沒有不同，隻不過，他悲哀和快樂的程度，要遠遠超過一般人。杜甫作為詩人的天才，恰恰在於他的“哀樂過人”。
在“哀樂過人”的問題上，杜甫與李白難分伯仲。區別在於，李白更傾向於到古代、到天上去發泄現實容納不了的**，而杜甫則以非凡的韌性和好奇心，嚐試了各種方法，把自己的**傾注到現實中去。大到家國變亂，小到一草一木，杜甫都用自己的辦法，留下了自己情誌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