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做上忠州刺史之後，白居易迎來了一段快速升遷的日子。
四十九歲的時候，白居易回到長安，做上了尚書省的司門員外郎，很快被擢升為主客郎中，代替牛僧孺承擔知製誥的差使。知製誥是負責起草詔令的，是文官係統中最有權勢、最為榮耀的職務之一。一個清流文人做上知製誥，是他受到皇帝重用的典型標誌。此時白居易心裏一定是非常感激，想有一番作為。
不過，一個詩人怎麽好意思寫詩說自己心裏美得冒泡呢？他偏要找點什麽理由言不由衷一下，說自己過得並不如意。古代的官階和差遣是分離的，官階是你的待遇，差遣是你的實際工作。白居易這時候的差遣官很高了，但是官階暫時還沒升上去，還是六品，說起來比忠州刺史還要低一品。地方官的官階一般比他在官場上的實際地位要高一點，說這個地方官“相當於”朝中的什麽官，往往是“相當”不了的。一般京官調成地方官，官品要升一點；地方官調成京官，官品要降一點。地方官入京降一點官品，不僅不是懲罰，反而是值得高興的大喜事。
忠州刺史可以穿紅袍子，他當這個官反而不能穿了，所以，他回京的時候要把紅袍子脫下來。那麽，是穿紅袍當忠州刺史好，還是穿綠袍當知製誥好呢？當然是後者好了！所以，白居易這時候脫掉紅袍，脫得是特別高興的。但是他偏偏要寫一首詩說：你看，我連紅袍子都脫掉了啊，連腰上的銀魚符都收走了，孩子都哭鬧著不幹了啊。其實，孩子懂什麽呢？光看紅袍子綠袍子，那是小孩子的心理罷了。白居易這麽說，其實是升了官還在這裏賣乖，我們不要被他騙過了。一年後，他升了官品，如願以償地穿上了真正有含金量的紅袍。
雖然賣乖，白居易還算是不避諱寫現實中的功名利祿的。他不無自得地寫，自己怎樣在宮禁中的辦公室，對著紫薇花寫詔書；自己怎樣轉為上柱國，怎樣揚眉吐氣。這時候他寫下了很多遊戲之作，與年長於他、詩風與他迥異、經常顯得太過嚴肅的韓愈韓閣老開開玩笑，有時候也與小女冠、小尼姑開開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