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向群 解放軍出版社副總編
1938年秋，延安文廟廢墟上，一幫身著灰布軍裝的青年男女，圍繞在一位手持道具步槍的西北農民周圍，他們正在一名戴著眼鏡的老師指導下，進行室外寫生課程。當時，在延安的一支蘇聯攝影隊恰好路過此地，用鏡頭記錄下了這段珍貴的影像。鏡頭中悉心講解的老師是魯藝籌建者之一、美術係教員丁裏，時年23歲。拍攝的蘇聯記者對陪同的魯藝副院長沙可夫稱讚道：“指導老師的動作表情真自然！他可以當一個好演員。”沙可夫笑著回答：“他就是一個很好的演員呀！”[1]作為新中國文藝“搖籃”的重要發源地，延安魯藝的教育思想和研究方向是中國當今主流藝術的根脈之一。梳理以延安美術為主體的抗日根據地的寫生活動和經驗，探討在民族危亡關頭，寫生在抗戰題材美術創作中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有利於對寫生在中國的發展曆程形成更深入的了解和認識，對當前全國文藝工作者廣泛開展“深入生活、紮根人民”的主題實踐活動，知行統一地做到為人民抒寫、抒情、抒懷，有著積極的借鑒和促進作用。
寫生的方向
寫生的方向涉及的是思想與觀念問題，是對藝術與現實關係的思考和行動。在抗日戰爭這場關係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鬥中，中國美術家既飽受了內憂外患的煎熬，也釋放出了巨大的生命與藝術**，他們紛紛走出“象牙塔”，以筆為槍，投身到抗日洪流和革命隊伍中。他們的作品以動**的社會現實與民眾的悲慘人生為背景，反映了波瀾壯闊的抗日戰場和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不少作品成為20世紀中國軍事美術的早期代表和經典圖像。而寫生給美術家所帶來的內心震**和真切感受，是催生這些作品誕生的源泉和動力。如吳作人、沈逸千等青年美術家組織的“戰地寫生團”“戰地寫生隊”，冒著硝煙深入前線，描繪抗戰將士的戰鬥生活，收集創作素材的行動，就是以美術投身救亡活動的典型事例。延安的美術活動，繼承和發揚了魯迅先生倡導的以中國新興版畫為代表的優良傳統，遵循從“小魯藝”走向“大魯藝”的革命思想，以內容的鮮明革命化與形式的民族化、群眾化為特點的新型創作形態，創造了中國美術的新篇章。寫生成為藝術家直麵現實與戰場的自覺行動。寫生的意義也超越了技藝錘煉的層麵，而成為記寫現實感受、表達民族情感和彰顯抗戰精神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