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明才 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教授
徐悲鴻是中國20世紀最傑出的畫家、教育家，人們往往因此而忽略了他在詩文和書法上的成就。殊不知，即使拋開悲鴻先生在油畫、素描上的成就，以及他在中國畫上鼎力革新的創舉不談，也不說他在新中國藝術教育事業上的奠基性貢獻，他僅憑自己在書法上的造詣就足以名載史冊了。他以58歲的生命長度，在東西方藝術領域裏廣泛涉獵，所得成就毋庸置疑是他那個時代的奇跡。作為繪畫大師，書法、詩詞研究顯然不是悲鴻先生最關注的，繪畫才是他窮極一生致力的方向。那麽，書法在他的藝術總體成長中又具有怎樣的作用呢？
從單純的繪畫表現形式來說，徐悲鴻借鑒了西方繪畫寫實的造型理念，他將自己堅實的造型能力轉移到水墨畫實驗中，取得了驚人的成果。《九方皋》《愚公移山》《李映泉像》《泰戈爾像》等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但是有沒有人想過，是否具備了較好的造型能力就一定能創造出高妙的中國畫呢？如果是，為什麽當代眾多的中國畫在越來越趨於寫實表達的同時，卻讓人感到逐漸失掉了傳統繪畫原有的韻味與優長呢？恐怕許多人在以徐悲鴻為“中西合璧”思路代表的時候，不會想到他還有這樣的畫語：“借助他山，必須自有根基，否則必成為兩片破瓦，合之適資人笑柄而已。”[1]他著意要強調自身傳統的重要性，學習西方是為了更好地發展東方，而不能因此放棄自身的優勢。傳統文人畫強調詩意、強調書法意趣的優長自然不應該在這樣的借鑒學習中弱化或遺失。悲鴻先生幼承家學，奠定了良好的傳統文化基礎和書法修養。關於書法，他後來又從學於碑派大家康有為，形成了碑帖兼重、剛柔並濟的書法風貌。悲鴻先生曾自書詩作：“多少權奸詠大風，戀情恩怨寫難窮。人生幸有黃粱夢，省卻登場萬事空。”“茂林盡處百千家，極目寒江啼晚鴉。最愛盈盈東逝水，清名讓與恒河沙。”[2]詩意的婉約與隱忍，精神的率意與放達，在看似平易舒展的書寫間隱隱然自有剛健氣骨。筆墨終究還是心靈的外化，徐悲鴻以高曠的心靈，以複興民族藝術為理想，[3]將堅忍不拔的遠誌、靈動不拘的詩心、剛健雄闊的書法，共同匯成了他對中國傳統文脈的主動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