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 中國國家畫院理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作為新中國繪畫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畫家，石魯繪畫中所體現出的探索精神，契合了時代方向和藝術的發展軌跡，並在藝術與社會、藝術與政治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獨特的形態與精神品質。在石魯的繪畫中，色彩的選擇與呈現更多地表現出一種時代的精神性特征和強烈的個人化傾向，它不僅源自中國傳統繪畫中的符號化係統，而且紮根於時代與人民所賦予的審美趣味，而其中所洋溢出的獨特精神性，為傳統繪畫的當代性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石魯，原名馮亞珩，1934年就讀於由其二哥馮建吳和朋友創辦的“東方美專”[1]。馮建吳曾就讀於四川美專，師從王一亭、潘天壽、諸樂三等人，係統學習過傳統繪畫，石魯受其影響很大。在東方美專讀書期間，石魯也開始學習西洋繪畫，並逐漸產生了興趣，打下了在素描、色彩寫生上的基礎，為其後來的寫實性創作提供了條件。1939年奔赴延安參加抗日鬥爭後，石魯“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他原有的藝術知識相結合，從而走向了革命藝術家的道路”[2]。這條道路就是現實主義的藝術道路。早在延安時期，石魯就畫了大量的速寫，這些速寫多用寫實的手法表現，人物形象以短促細密的線條組成，注意到造型的準確性，同時也突出了明顯的光影效果，在風格上讓人想到倫勃朗的銅版畫。石魯在延安也創作了一批版畫，比如《群英會》（1946）、《劫後》（1948）、《說理》（1949）等。在這些版畫作品中，造型的寫實性與現實主義特征是顯而易見的。《劫後》表現的是延安軍民收複延安後的情景。殘垣斷壁、滿目瘡痍的村子中彎腰收拾的老奶奶形象，既表現出延安遭到敵人肆虐後的慘狀，也表現出延安軍民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是典型的革命題材作品。由於條件所限，在20世紀40年代，石魯多以鉛筆寫生和版畫的形式進行創作，用色極少。至於色彩方麵的探索則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才有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