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玉君 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
一、徐氏教學體係
“徐蔣體係”作為學術術語指涉的主要階段可回溯至新中國成立初期所興起的“中國畫改造”思潮（具體表現為“新國畫運動”），“中國畫改造”思潮實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及新中國美術教育體係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造”的核心思想即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進而描繪、謳歌新中國的新氣象。在中國畫領域，“改造”思潮的直接後果之一便是，“以人物為主、工筆為主、寫生為主”的“寫實性”話語體係的建構。正是因為一貫堅守“寫實”觀的徐悲鴻及其教學思想與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的文藝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的契合性，徐悲鴻被重新推到曆史前台，他所倡導的以“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為核心的“徐氏教學體係”對中國畫教學與創作乃至整個新中國美術教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並與延安魯藝“革命學派”、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理論共同構成新中國美術教育體係的三個重要來源。
徐悲鴻一生持守“寫實主義”信條，他將西方學院派古典寫實主義引入中國畫創作與教學中，對中國畫進行“改良”，在20世紀中國美術史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的學術思想亦成為近現代美術史研究上無法回避的學術課題。
首先，徐悲鴻“寫實主義”的藝術思想具有特定的曆史性。徐悲鴻之所以選擇“寫實主義”與20世紀中國的曆史境遇是分不開的。早在20世紀10年代末，康有為便將其“中國今日之政，非西洋莫與師”之認知用於中國畫而得出“今宜取歐西寫形之精，以補吾國之短”[2]，陳獨秀則更是在《美術革命——答呂澂》一文中直截了當提出“改良中國畫，斷不能不采用洋畫寫實的精神”[3]。蔡元培同樣力倡：“彼西方美術家能采用我人之長，我人獨不能采用西人之長乎？故甚望學中國畫者，亦須采西洋畫布景實寫之佳，描寫石膏物象及田野風景……今吾輩學畫，當用研究科學之方法貫注之……用科學方法以入美術。”[4]實質上，上述論斷都與20世紀初興起的“科學主義”思潮有密切的關聯。“那時，畫界許多仁人誌士的目光投注西方，一心想用西方的寫實主義來挽回傳統寫意文人畫已經出現的衰頹之勢。在他們看來，西方寫實主義是和自然科學密切相關聯的，是運用了數學、物理學、解剖學知識的造型科學，把它稱之為‘科學的寫實主義’。”[5]受這種思潮影響，徐悲鴻在1926年《美的解剖》一文中坦言：“欲振中國之藝術，必須重倡吾國美術之古典主義，如尊宋人尚繁密平，畫材不專山水。欲救目前之弊，必采歐洲之寫實主義，如荷蘭人體靜物之精，法國摩爾貝、米拖、勒班習、德國萊柏爾等。”[6]當然，早在1918年《中國畫改良論》中，他即提出“西方畫之可采入者融之”[7]的論點，表明了對寫實造型的關注。而抗戰的爆發，對藝術功能性的要求進一步提升，迫使徐悲鴻更深刻地感覺到：“‘九一八’直至與倭寇作戰，此寫實主義繪畫作風，益為吾人之普遍要求，……抗戰前五十年中吾國藝術之可謂衰落時代，西洋美術乃一博大之世界，吾國迫切需要之科學尚未全部從西洋輸入，枝枝節節之西洋美術更談不上。”[8]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徐悲鴻經過漫長的探索，逐漸形成了“研究科學，以數學為基礎；研究藝術，以素描為基礎；科學無國界，而藝術尤為天下之公共語言”[9]的判斷……簡言之，在美術教學方麵力推“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基礎”的主張。換言之，徐悲鴻的寫實主義一方麵來源於他對中國畫自身發展的擔憂進而萌發出的“改良”訴求，另一方麵也是在特定曆史語境，包括抗戰經曆中所感受到的“對繪畫功能性的迫切要求”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