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道堅 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一
20世紀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探討“民族主義”的經典著作《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中提出了一個基於平麵媒體、時鍾和日曆所塑造出來的“想象的共同體”概念。[1]隨著經濟、技術的全球化，這種“共同體想象”的空間通過電視、電影和互聯網從民族國家的框架被過渡到整個世界。在這個過程中，信息和航運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時間與空間的雙重壓縮，重塑著人與過去和未來的關係[2]，也賦予全球化和文化身份之間、網絡與個體之間一種辯證的張力。
針對全球化所帶來的這種時間和空間的雙重壓縮，社會學家羅蘭·羅伯森提出“全球本地化”[3]這一概念，試圖將個體和集體經驗放置於不同的空間和更新的時間性中，並通過現代經驗來結合全球維度與地方維度。很顯然，這一概念的前提必定是集體經驗的重塑，同時這種重塑也取決於個體抉擇和集體身份的辯證關係。
水墨藝術作為中華文化的符號和集體的審美經驗，從20世紀90年代起也開始在本土和全球文化的張力關係中被進行此種重新塑造。21世紀以來，從傳統中國水墨畫出發的當代水墨藝術已漸次成為一種相當國際化的當代藝術表達方式，如美國批評家詹姆斯·埃爾金斯所說：“這是一個艱難但美妙的成就。”[4]由傳統中國水墨畫向當代水墨藝術的轉型確實經曆了艱難而漫長的曆史行程。在這一艱難曲折的曆史進程之中，粵、港、澳當代水墨藝術的探索實踐始終走在前列，如上所述，“將個體和集體經驗放置於不同的空間和更新的時間性中，並通過現代經驗來結合全球維度與地方維度”，不斷產生傑出的藝術家和裏程碑式的優秀作品，每每對其他地區的當代水墨藝術發展起到引領或推動的作用。粵、港、澳當代水墨藝術以麵貌各異的形態維係“水墨文化”這一“集體經驗”的文脈，並推動這一“集體經驗”的當代轉換或重塑。此種轉換或重塑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麵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