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間 中國美術學院副院長、教授
改革開放以來的設計，帶來了許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它既不是單純的生活改善，也不僅僅是拯救產業的良藥，更不是“藝術”的一種樣式——在過去的幾十年，我們像培養美術人才那樣培養設計師，使我們的設計教育與歐美發達國家落後了很多年。我曾經與曹小鷗在2009年的《文藝研究》第一期著文說：
自蔡元培提出“美育救國”以來，中國的知識界有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梁漱溟的“鄉村教育”運動、陳之佛的“尚美圖案館”（Shangmei Design Studio，1923），而後又有龐薰琹、雷圭元等創建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這是一個中國最初的生活藝術“啟蒙”運動的前赴後繼的過程，它比起其他的人文啟蒙思潮來毫不遜色，甚至更為重要，因為在中國一百年曲折行進的政治與民主、經濟與文化的道路上，對生活藝術化的啟蒙運動潛移默化，從未中斷過。
在我看來，生活啟蒙才是真正在中國這塊傳統深厚的土地上影響深遠的“啟蒙”，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魯迅作品中的那些形象久久不能忘懷，如老通寶、閏土、阿Q、祥林嫂等。
令中國人沒有想到的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迅速通過家用電器、時裝、星級酒店趕上歐美發達國家的生活步履之後，設計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借助互聯網技術以及生物科技等的快速發展，又快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進程，作為當代科學技術與日常生活之間重要的“中介物”，它不僅在日常物質生活之中變得前所未有地重要，同時也由於大眾文化消費的影響，極大地決定了社會的發展麵貌。設計正與當代社會思潮結合，實現著從傳統、現代向著後現代的轉換，它已然超越了哲學界討論的單純的工具理性，而躍向一種以生活為主導的複雜的文化形態，並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呈現多樣的趨勢，情形複雜，難以全麵概述，下麵我僅以幾個片段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