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二哥全身心投入緊張的工作時，一場暴病突如其來。
由於長期忙於工作，經常熬夜值班，一段時間內二哥身感不適，但仍然堅持工作。部隊返京班車周六下午回市區，周一上午返回部隊。1981年11月下旬的一個周末，二哥從部隊返回北京。回京的前一個晚上，張建國[1]等戰友還到他的房間來送行。大家抽煙聊天，氣氛熱烈；渴了，大夥就端起桌子上的大搪瓷杯，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著，快熄燈時才離去。周六的中午，二哥去了楊廣寧、雷燕夫婦的家，楊廣寧問他想吃什麽？二哥說沒什麽胃口，做碗麵條吧。雷燕就去廚房給他煮了碗湯麵。吃飯的時候，雷燕感覺二哥的臉色有些發黃，建議他回北京一定去醫院檢查一下。稍後，苑國良來宿舍給二哥送行，看到二哥難受的樣子，便協助他整理好要帶的東西，送他上了班車。下午，二哥就坐車回北京了。
因那天二嫂在單位值夜班，當晚，二哥一個人回家看望父母。感覺他精神狀態不錯，全家人都沒有發現他身體有明顯的異常。我再次得知二哥的消息時，他已經住院。原來，二嫂下班回家後，憑著職業敏感，感覺他情況異常，直接帶他去解放軍第三〇二醫院檢查；結果發現他的身體各項指標嚴重超標，確診為急性肝炎，醫院當即收治住院。三〇二醫院是全軍乃至全國一流的傳染病專科醫院，之後的幾年，二哥都是在這裏度過的。按照正常的途徑，他應該在海軍係統醫院治療，住進三〇二醫院與二嫂有一定的關係。他在疾病爆發的前夜住進醫院，也是不幸中的萬幸。
病情發展得異常迅猛，因為高黃疸，1981年12月，醫院向家屬下達了第一次病危通知[2]。二嫂把他的病情告訴了我的父母，全家人都非常揪心，每到周末探視時間，家人都會去醫院看望他。大哥曾帶著我和三哥騎車去了一次，地處豐台區嶽各莊的三〇二醫院給我的感覺是那樣的遙遠偏僻，以致我們中途不得不停下來休息，後來我就改坐公交車去醫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