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我們的文明演進史，跟其他文明的差別在於，中國黃河、長江流域的半封閉性使得農牧文化的爭奪、對灌溉農業區的入駐，都不及其他文明曆史的慘烈。盡管“靖康之恥”“崖山之後”“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都直陳漢民族的苦難，但這些苦難跟其他原生文明遭受滅絕的命運相比，還是相當僥幸的了。尤其是，周邊族群入主漢文化區，幾乎沒有摧毀過漢語文化，反而多為漢民族文化所同化。
我們以此回看漢語言文字的混合性、複合性，可以說，正是這些四夷居中國的輪替，賦予了漢民族語言文字的活力。“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一天下觀到宋元之後發生了變化，漢語世界從四夷汲取能量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因此，相比於宋元之後漢語世界的變遷，此前的漢語發展史，反而像是內部的修補平衡，那些來自東南西北的力量反而成了漢語血緣的一部分。
漢語言文字的這一混合、複合特征導致它具有普世的魅力和價值。漢字文化圈包括日本文化，朝鮮半島文化，越南文化，琉球文化，漢字是東亞各國的共同資產。當代學者蔡孟翰認為，漢語文言文曾經長期是東亞的學術思想外交語言，是東亞地區的“雅言”，朝貢國家體係中的東亞各國除擁有本土立場外，還擁有漢字這個“斯文”的公共空間；直到近代，東亞各國在現代過程中，漢語文言文仍是它們傳播民族主義的工具。因此，說漢語言文字具有天下性應可成立，即使在現代性的審慎視野裏，它也具足東亞性。
跟四夷居中國參與漢語言文字的生成相比，漢唐佛法傳入對漢語的參讚、元明清基督世界對漢語的參讚反而切近鮮明，讓人記憶猶新。四夷居中國，使漢語在大陸中國一統獨大，漢語對周邊地區具有當然的協從羅致能力。這一格局奠定後，漢語就需要更大空間範圍內的文化的互動和打磨。由此，漢語文字區以地望東亞而居東方，北極和南洋的影響已經可以忽略不計，它能夠接受的，乃是與來自更大地理空間的文化中心的互動，如印度文化、如希臘希伯來的西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