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作為文化學者，或者稍微有點責任的媒體，應該怎麽注意社會階層問題呢？
A：我主張對事不對人。中國是疊層社會，有古老的農業文明，有工業化文明，還有後現代文明，這種文化疊層不可能一刀切下去，所以這個時代我們行事隻能對事不對人。做新事特別強調建設性。現代社會有很多分散出去的領域和空間，需要大量專業的、有技能的、有特性的人，一點點聚合，不斷分工細化。我們需要做的是撇開意識形態，看事情本身如何。比如我們國家高鐵運營的總裏程超過了4萬公裏，高速公路的運行裏程超過了16.8萬公裏，交通網絡重建了城市，中國人的空間格局也變了。以前我坐綠皮車從上海去昆明需要63個小時左右，人的大部分時間耗費在路上，國土的聯結很鬆散，現在我去昆明隻需要12個小時，國土間的聯結緊湊了，更關鍵的是大山裏的特色農產品還可以通過通信網絡銷售出來，原來大門不出的傣族婦女也可以做生意了。當初孫中山先生“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盡其流”的理想，已經有條件創造出來了，所以，現在是一個創世紀的時代。但現在的創世紀形態是倒置的，我們先有了物質建設，而真正的創世紀是先有光、思想和意識。我們當代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個體很有價值，但完全意識不到自己的價值存在，因為大家忙著買房、買車，壓力大得一塌糊塗，苦得很。這一代人有其巨大的曆史價值，但個人還感受不到。所以，從我個人來說，要打通個體和時代的封閉性，在這個過程裏，給個人賦能增值，把他的價值釋放到最應該釋放的地方。
Q：老師您多次提到，有條件的人應該去遊曆，那沒有條件的，該怎麽做呢？
A：一個家裏很窮的人，上學不容易，學成後他要進入社會掙錢，這其實不是錢的問題，是倫理性問題，我們要有一條基準線來衡量。人首先要達到一定的生存線，獲得最基本的、有尊嚴的生活。這是以人為本的考慮，不是單純地掙錢。這個時候我們沒有任何借口，先達到生存線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