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路上，於我，已是一種宿命。
在普蘭郵電局的一次通話，使我明白我已走了多遠——我處在朋友們認定的大地的邊緣。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他們不知道我所在的具體位置，很多人沒留意過這個地方，哪怕僅僅是在地圖上。
但她是知道的。她的心一直跟隨著我的行程，像一個影子，準備在我滑倒時，扶我一把。我在獅泉河寫過一封信，那封信走了30多天。而她則每天寫一封信，通過心的郵路寄給我，想象中肯定我已經收到。她的祝願使我得以返回。因為愛，她相信我肯定能夠回去。這是我回到萬裏之遙的她的跟前時，從她寫給我的厚厚一摞信中得知的。
而另一位在更遠處的京城的朋友則擔憂地問我：“你到了那麽遠的地方，還能夠走回來嗎？”
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他，過了好久才說：“我賴於此，並紮根於此。”
朋友沉默良久，並沒有追究這句話的出處，隻是真誠地說：“還是回來，無論走了多遠，總能回來的。”
而我當時純粹是“無家之遊”。我像一個明朝時期的浪子，以頹喪的態度來選擇這種生存放逐的方式。在這種現實（轉瞬即為曆史）困境中，在自我救贖的道路上，我顯得如此地無能為力，這是我從來沒有意識到的。
我覺得自己連何心隱也不如，他還能夠像他的老師一樣，率性所行，純潔自然，做一個行為與語言的浪子——在明朝專製腐敗的政治環境中，做這樣的浪子是十分危險的，時時都可能招來禍端。而我隻能沉默。何心隱可選擇“烈烈而死”，可我仍然碌碌於世。在語言的流浪之路上，何心隱自然是詞鋒銳利，蹈厲揚風，但他最終還是失敗了，他語言的翅膀被權力的鐵腕揉得粉碎——可他畢竟做了啊！
我不知何以想起了明朝這個陽明學派的第四代傳人。這大概是因為作為“語言”浪子的他，卻在語言上失敗了的緣故吧。當然，這並不是他個人的命運，也不是當時文人生存性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