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任何一本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航海手冊，都會看到，其中有一章是專門介紹大有用處的航海推算術的。
當初，船隻一旦離開港口，就“在海上了”，真正是一片茫然。沒有無線電通信，沒有海底電話，沒有潮汐圖、無線電羅盤、天氣和冰山的預報，也沒有現代遠洋客輪所具備的其他設備。當然，那時一個普通的船長對星象熟悉的程度，遠遠超過當今的水手。借助那些有用的星象和幾件簡單的工具，他可以做出非凡的航海壯舉。但是在暴風雨來臨、濃霧彌漫和惡劣天氣曠日持久的情況下，他無法進行必要的觀察，要了解他所在的實際位置，隻有依靠計程繩、羅盤和自己的運氣了。
或者，按當時的說法，他航海“憑借推測”。
如果他很幸運，他就會抵達口岸。
如果命運不濟，他就不會。
這在當時不足為奇。阿門！
我們的祖先距離中世紀基督教盛行時期並不遙遠，足以理解象征的運用，因此他們喜歡說“國家之舟（政府）”。
處於更文明時代的我們，知道一艘船會因為內部突然爆炸而很容易化為烏有，也知道會因為船員操作不當而很快就船毀人亡，因此，我們不怎麽喜歡這個比喻，雖然這個比喻很恰當。但是在十七世紀，很多“國家之舟”仍然驕傲地航行在國際大洋中，然而其船長——像飄揚著英國國旗的那艘巨船的斯圖亞特船長——如此無能者卻是寥寥無幾。
“國家之舟”從沒有沉沒過，因為多數船員技能嫻熟，在緊要關頭，幾乎任何一個水手都能掌舵，扭轉航向，以免船隻撞在“公眾不滿的礁石”上而粉身碎骨。
就這個恰當的象征，我可以繼續講下去，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航海詞匯畢竟有限，我最好回到我在本章開頭想說的正題——英國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殖民政策完全是憑借推測和聽天由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