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吉利海峽並不很寬。
歐洲大陸的遊客乘快輪從加來到多佛爾，一個小時多點就可抵達。但是一旦通過英國海關，他就進入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這個世界使他深感困惑。
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在歐洲，行李無論多少，總是個累贅，需要到車站的一個角落去過秤，然後拿著收據去付款，這一切都很正規。按照特定法律的特定條款，欽定鐵路專員的特定一年的特定一天就是這樣過的。
在英國，係著紅領帶的夥計，閑散地將人們的行李搬運到行李車上，隨心所欲地堆到那裏，然後拿著小費，興高采烈地說聲“早上好”，就消失了。到了目的地，另一位係著紅領帶的人取下行李車上的東西，由客人隨意指認，把東西放入自己的小推車上，然後不慌不忙地走向出租車。
“這樣，你們不會丟失很多行李嗎？”一位外國人問道，他認為這樣隨意地取拿，而沒有官方的監督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沒有，”英國人回答說，“似乎從沒有丟失什麽東西。也許偶爾有一個包會搞錯。但是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製度。我認為我們是在公共馬車時代形成的這種做事的習慣，而且行之有效，一直延續至今。所以為什麽要改變呢？”
簡言之，英國製度（如果可以如此稱呼它的話）似乎是讓事情順其自然，給予個人盡可能最大的自由，並將政府的幹預限製在一些必要卻令人不快的人員身上，如警察、治安官以及謙恭有禮但手腳敏捷的行刑人。而在歐洲大陸，公眾被視為不可救藥的低能兒，如果沒有政府的經常監督，他們就不可能正常生活。
關於“國家習俗”這一問題，對討論十七世紀的曆史來說，可能有點離題。但正是由於當局的不斷幹預，才使法國人喪失了他們在美國的大片疆域，才鑄成歐洲其他國家在殖民地的諸多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