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記得什麽時間在什麽地方，聽到過這樣一個故事，關於魚類學教授的古老故事。一天，教授正在講授關於名貴品種鱘魚的課程。學識淵博的博士，左手拿著一疊筆記，那是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從所有關於Acipenser Rubicundus（紅鱘）的書上摘錄下來的；右手執教鞭，指點著課題的巨幅精美圖畫。時間緩慢地流淌。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
“先生們，”他說，“鱘……”
正在這時，門開了。一條渾身發亮的老鱘魚，攜帶著水草和布滿滄桑歲月的智慧，靜靜地遊進了房間，直奔講台而去。
這位精通科學的教授，一下子愣住了，不速之客的打擾，讓他不知如何是好。隨後，他定了定神，不失尊嚴地說道：“哪位先生幫忙把這個東西趕走，以便我接著講下去。”
當我閱讀歐洲作者那些旁征博引的著作時，經常會想到這個故事。他們非常刻苦，非常認真，願意窮畢生精力尋找一個遺失的文件；他們大量涉獵成包成包的印刷品，翻閱成堆的書麵材料，以便能夠了解像大遷移這樣重要運動在某些年的情況，或者解釋封建製度和國家朝代發展中那些不那麽清楚的方麵。然而，他們似乎忽略了這樣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在大西洋的彼岸，中世紀仍然處在全盛時期，現代美洲是研究大量社會、宗教和經濟現象的理想實驗室，這些社會現象在哥倫布誕生前已經存在好幾個世紀了。
在歐洲，1200年以前，人們就停止了“漫遊”；在美洲，卻仍然處於遷徙的全盛時期。1927年，在華盛頓，一批又一批新的“野蠻人”強烈要求得到承認的問題，與227年的羅馬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清除了歐洲最後的封建殘餘。在我們美洲的城市，封建製度仍然像以往那樣活躍。如果對我的這一觀點有疑問，建議你可以對坦慕尼協會[1]或我們任何一個大的政治組織進行一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