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忠實、有條理的編年史家，我本應該盛讚發生在十九世紀最初十二年的諸多重要事件，而我卻似乎給忽略了。
我本應該向你講述那個極為出色的聯邦黨的悲慘結局。它曾經將資不抵債的革命遺產變成一個健全而自尊的國家，從而挽救了美利堅合眾國，然而在最後一場對英戰爭的兵荒馬亂的歲月裏，它開始鼓吹美國各州拒絕執行聯邦法令和脫離聯邦的權利，隨即也就毀掉了自身存在的價值。
我本應該提到弗吉尼亞的約翰·馬歇爾。他作為美國的首席法官使法庭的尊嚴達到了一個近乎神聖的地步，時常準備著將那些有可能同憲法神聖的規定相抵觸的國會法案變成一紙空文。我還應該回顧一下那一群年輕的共和黨人的冒險經曆，他們成為了托馬斯·傑斐遜及其追隨者的接班人，其支持建立一個強大聯邦中央集權的全國政府的熱情超過了聯邦黨人。但是，無論如何，從華盛頓將軍當政到傑克遜[1]將軍統治的二十四年間，這個國家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與之相比，所有這些事件似乎都無足輕重，微不足道。
這些變化在東部的影響不是很大，僅局限於這個國家的西部和南部地區，或用當代曆史學家的話說，它們是邊疆的產物。
說到這裏，接下來，通常就會大加稱讚開拓者的冒險創業精神，他們獨立思考和行動的精神，他們粗獷、爽快但謙恭有禮的舉止，他們的平等意識，他們桀驁不馴的性格，他們信守言論自由的原則，他們樂於幫助朋友和鄰居的精神。
毋庸置疑，這些品質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真實可信的。這些移民具有冒險開拓精神。他們熱情好客。他們勤勞能幹。他們堅持己見，不在乎別人對他們的意見怎麽想。但是，這些品質也是其他移民荒原的人的特征，然而，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卻沒有創造出我們所稱的“美國人的”明確的生活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