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夢紅[1]
我與楊建英先生至今未曾謀麵，卻不是素昧平生，可以稱得上惺惺相惜，心儀已久。我們最初隻是在一些報刊上讀到對方的文章，喜歡對方深情又酣暢的文筆，於是倍加關注。繼而加上微信，知道還是鄉親，因此聯係逐漸熱火起來。散文集《那當兒》的書名源於京西南房山地區的土話，直接翻譯出來就是“那時候”，但是這並不是說昨天與去年的那時候，真實的意思是相對久遠的舊時。
作者的原籍在北京市房山區青龍湖鎮大馬村（原來屬於房山縣崇各莊鄉），他在大馬村的宅院土屋裏生活了 18 年。鄉村的小路上有他少年奔波的足跡，莊稼地裏流淌者著他鋤草割麥的汗水；南河溝畔，有他與二哥隆冬臘月摸魚的欣喜；當年的街巷裏，回**著他與夥伴們除夕夜提燈夜遊的笑聲。即使少小離家，遠在千裏外的新疆，他仍然時時懷念午後偷棗時令孩子們怦然心動的場景，常常回味初春時節吃榆錢蒸疙瘩、涼拌柳芽兒的滋味。或許正是這濃烈的鄉愁，才促成了這本鄉土味十足的《那當兒》麵世。
然而《那當兒》並不是簡單的懷舊作品，楊建英的鄉愁不僅是留戀村西的大槐樹和村東的舊水渠，不僅是回味在土炕下溫壇裏濫青澀柿子的樂趣，不僅是癡迷的回味那碗棒糝兒粥及一碟老鹹菜的滋味。
《那當兒》有曆史的寬度。他在《土炕》中考證出李白的“床前明月光”詩中的床指的是胡床，即馬紮兒，詮釋出北方的“老婆孩子熱炕頭”鄉間俚語的內涵。作者在凝視故宅那一盤土炕的時候，神思飛越，從革命聖地延安鳳凰山下，毛澤東的窯洞裏土炕上支起一架木床的奇觀，到梁家河 17 歲的青年後生睡在的土炕上秉燭讀書的場景，深刻挖掘土炕文化對中國革命的貢獻。
《那當兒》有時代的深度。令人擊節三歎的是那篇震撼心靈的《村上椿樹》。文中不僅考究了鄉間司空見慣的香椿、臭椿兩個樹種的家史，更把樹的形象賦予了際遇迥然不同的兩個人物。“最大的一棵香椿樹在村東頭的地主婆許二奶奶家；最大的一棵臭椿樹在村西頭反革命分子米魁元家”。在臭椿樹下生活的“曆史反革命”米魁元挺身而出，情願替許二奶奶挨紅衛兵的毒打的義舉讓人慨歎荒誕歲月裏的人性之美，然而這還不是文章的最精彩之處。當米魁元在共和國曆史上極其特殊的日子死去的時候，老支書出乎意料地決定展示出這位耕讀傳家的農民身上那種令人欽佩的境界與襟懷，更顯示鄉村基層幹部難能可貴的政治成熟。文章到此戛然而止也許就很完美了，但是作者匠心獨運，結尾設計了多年後米魁元後人到大馬村祭拜時，低矮的墳尖處一叢紅彤彤的小香椿樹苗破土而出的情節。我覺得這樣的文章結尾韻味無窮，超過了茨威格、歐·亨利的小說，可以稱之為魯迅《藥》的現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