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癌症，已經到了末期。每天抽胸水、輸營養液、止痛，周而複始。早晨，睡意蒙矓中，冰冷的鋼針就開始插進爸爸體內抽血，床位的記事板上，護士寫上爸爸這一天要掛的水，這是爸爸一天的生活主線。在病房，所有的人穿著同款的病服，服從同樣的作息安排，他們都失去了身份、財富感、背景，唯一的識別度是各自不同的病況，這也是他們交談的主要內容。
爸爸有點煩躁，對我說：“我想回家。”他大概是想念他在陽台上的鳥，那是他為皮皮養的鳥。每天皮皮放學後，都會和鳥說會悄悄話；他想念那個連棉花都露出來的破沙發，還有那台款式落伍的舊電視，常常突發故障，需要一種家人方能明白的技巧才能打開。
他想念他自己可以任意時間起床、睡覺的空間，更準確地說，是那種自由的空氣。
去醫生那裏試問，醫生說：“回家？他是嚴重的冠心病，隨時都會猝死。”這是實話，脫落的癌組織進入了血管，形成了癌栓，一周內爸爸已經心梗過兩次，都是突然發作，因為在醫院，才緊急搶救過來。
我自己也不能適應任何一種紀律生活。五歲的時候，爸爸給領導送禮，開後門把我送進了廠部幼兒園，那是全市試點的全托幼兒園，條件極好，當時甚是熱門。我媽特別高興，臨去前一晚，用紅線在我所有小衣服的領口上給繡上名字，歪歪倒倒的針線，像簡筆畫。我去的第一晚，就在小鐵**輾轉難眠，隔壁是其他小朋友輕輕的呼吸聲，半夜我不敢去尿尿，憋到**脹滿，匆匆跑去，倉促的動作中，襪子都被尿濕了，我穿著濕襪子睡到天亮。爸爸來看我，我就一直哭，我說：“我想回家。”爸爸飛快地幫我辦了出園手續，用二八自行車載我回家了，我坐在車子的大杠上，如鳥出籠，快樂無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