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然明所感慨的，是西湖的盛衰和家國的興亡；寅恪先生所哀歎的，主要是明清以來文化神州的淪喪，西湖不過是如汪氏的一葉“雨絲風片”小舟而已。《別傳》第二章敘論河東君與陳子龍的關係，考證出臥子因河東君而病過四次，每次都有詩作寄懷，有的正好作於七夕之日。明南都傾覆後牧齋降清北遷，滯留燕京，也寫有一首《丙戌七夕有懷》詩，同為懷念河東君，與臥子已有所不同。寅恪先生至為感慨，寫道：“噫！當崇禎八年乙亥七夕臥子之懷念河東君，尚不過世間兒女之情感。曆十二年至順治三年丙戌七夕，牧齋之懷念河東君，則兼具家國興亡之悲恨。同一織女，而牽牛有異，閱時幾何，國事家情，俱不堪回首矣。”[133]
特別是《別傳》卷前和穿插於具體篇章中的一些題詩，尤集中表現出寅恪先生的家國之思與興亡之感：
如花眷屬慚雙鬢，
似水興亡送六朝。[134]
紅豆有情春欲晚，
黃扉無命陸終沉。[135]
推尋衰柳枯蘭意，
刻畫殘山剩水痕。[136]
明清痛史新兼舊，
好事何人共討論。[137]
興亡江左自關情，
遠誌休慚小草名。[138]
好影育長終脈脈，
興亡遺恨向誰談。[139]
佳人誰惜人難得，
故國還憐國早傾。[140]
興亡舊事又重陳，
北裏南朝恨未申。[141]
這些一詠三歎的詩句，一方麵可見出《別傳》作者的史筆詩心，另一方麵反映出寅恪先生的家國興亡哀痛之思是何等強烈。“辨興亡”[142]，是史家的職責；興亡感，是史家的良心。如果我們得出結論，說《柳如是別傳》一書，最集中地表現了中國大史家陳寅恪先生的史學責任、史學觀念、史學精神和治史方法，恐怕沒有詳讀過此書的同道會提出反證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