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王國維全集》第十四卷詩文編所收之《論政學疏》，題目作《論政學疏稿》。蓋此稿係王與羅振玉氏的討論稿，也許有羅的改筆摻雜期間，但此疏的真實性應無可疑。由於另一侍從陳寶琛認為作為帝師遇事當麵陳，不合具折上奏，所以實際上並沒有呈交給溥儀。不過疏稿的章法還是頗合於曆來具折上奏的法式的，如開頭一段：“奏為敬陳管見恭折仰祈聖鑒事。竊念臣以疏賤迂拙，蒙皇上知遇，置之侍從之列，糜太官之厚祿，荷前席之殊榮，中夜彷徨，罔知報稱。重以時事阽危，災異又告，正皇上焦思之日，亦臣子效力之時，敬將微臣管見所及有關宗廟大計及聖躬者，不敢緘默，敬為我皇上陳之。”[72]由措辭可推見該疏的具草時間應該在1924年初，因“著在紫禁城騎馬”時在1924年1月7日，則此疏固應在獲此殊榮之後。
王國維在此疏中主要是提出了三條建議。第一條關乎中西政治與學術淵源的利弊得失，這應該是靜安先生最難以為說的部分。我們知道他一生為學，開始的涉獵、介紹、研究西學，占去他不短的時間，即便後來轉變為古文字、古器物、古史研究，其於中西學術亦從未持彼此對立之見。但此疏他就無法不屢陳中國固有政治與學術的好處，而指陳西政與西學的弊端。一則曰：“中國立說，首貴用中，孔子稱過猶不及，孟子惡舉一廢百。西說大率過而失其中，執一而忘其餘者也。”再則曰：“數年以來，歐洲諸大學議設東方學術講座者，以數十計，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說者，至各成一團體。蓋與民休息之術，莫尚於黃老，而久安之道，莫備於周孔，在我國為經驗之良方，在彼土尤為對症之新藥，是西人固已憬然於彼政學之流弊而思所變計矣。”三則曰：“西人以權力為天賦，以富強為國是，以競爭為當然，以進取為能事，是故挾其奇技**巧以肆其豪強兼並，更無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奪不厭之勢，於是國與國相爭，上與下相爭，貧與富相爭，凡昔之所以致富強者，今適為其自斃之具。此皆由‘貪’之一字誤之，此西說之害根於心術者一也。”四則曰：“臣觀西人處事，皆欲以科學之法馭之，夫科學之所能馭者，空間也，時間也，物質也，人類與動植物之軀體也，然其結構愈複雜，則科學之律令愈不確實。至於人心之靈及人類所構成之社會、國家，則有民族之特性，數千年之曆史與其周圍之一切境遇，萬不能以科學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見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圓，往而不知反，此西說之弊根於方法者二也。”[73]人權、競爭、科學、追求富強，一股腦都成了靜安先生的撻伐對象。但亦不是不留餘地，在批判西人之科學方法之前，特加上一句：“臣不敢謂西人之智大率類此。”[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