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換言之，這是一個有許多互文本的小說。或者，它是一個生錯了時代的先鋒文學文本，因而在今天的語境裏顯得氣質疏離。
如果先鋒小說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出現，與個人主義思潮在當代中國的出現具有某種曆史同構性，其文本形式的實驗性和內容“去革命化”能完美契合彼時中國的曆史語境，那麽，離開今天具體的現實所生發出來的新的敘事語境，先鋒小說的主題和技巧很容易變成一種仿作，一種脫離當下曆史與現實的懸置性文本。小說所處理的礦區題材，一反經典現實主義對於底層黑暗與人性複雜的描述，也不見社會轉型期礦區生存艱難下的人間百態，具象的活生生的現實在文本中被驅逐，代之以高度主觀化、敘事者閱讀經驗所拘囿的抽象曆史，小說所描述的革命或公共暴政對“人”的傷害，無論是內容還是講述方式我們讀起來都似曾相識。
第一個故事處理壓抑時期的欲望，禁欲年代裏地下舞廳和人體畫的暗流湧動；第二個故事核心在於革命“忠誠”倫理對父子關係的戕害；第三個故事則用人變成蟲蟊的荒誕故事，比喻“**”時期人與人的爭鬥。這些敘事全部可以在當代文學史找到前文本。兩萬字的篇幅處理五十年跨度的大曆史，作者關於那段曆史時期的想象和敘事卻相當固定、單一和普泛，對曆史思考的深度和具體性尚不足以支持和匹配敘事雄心。文學敘事不是要重複前人的常識和通識，而是要去捕捉曆史縫隙裏與既定敘事不相容、不完美和矛盾之處，提供與前代敘事者不一樣的細節和新發現。一種可行的方式仍是要回到個人的具體經驗，從皮膚、從感官、從時代落在心理上的每一次創痛開始感受和寫作，而不是僅僅重複前人的敘事。今天在哪個意義上繼承先鋒小說的遺產？除了形式層麵的嫻熟技巧，最迫切的是，帶著你從今天現實中生發出來的問題重返曆史，畢竟，一切曆史隻能是當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