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戀的現象在動物生活史裏就有它的地位。它和人類的曆史是同樣的悠久，大約是一個合理的推論，一般的曆史如此，中國曆史大概也不成一個例外。
清代的文人紀昀號稱博古；他在《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裏說“雜說稱孌童始黃帝”，下又有注說：“錢詹事辛楣如此說，辛楣能舉其書名，今忘之矣。”紀氏稱“雜說”，好像也引著一種記載，又說同時人錢大昕能舉其書名，又像別有所本；無論如何，他以孌童始黃帝之說“殆出依托”。每一件事物，每一種現象，都要替它找一個最初的來曆，找一個原始，原是富有曆史意義的中國人的一個長處，但一定要把一件事物的起始確定一個年代，和傳統的曆史聯係起來，那我們以為就有幾分迂闊了。實際上，像同性戀一類的現象，既可以在人類以外的高等動物中發現，就根本無法追溯出一個最早的起點來。孌童始黃帝，也許是後世好事者的一個依托，好比許多別的事物我們大都追溯到黃帝一樣；當代史家既懷疑到黃帝的存在，即黃帝本身亦未始不出“依托”，則紀氏的懷疑自更見得有其力量。不過，就事實論，無論黃帝有無其人，同性戀的存在必猶在黃帝或黃帝所代表的時代之前。
《商書·伊訓》說到“三風十愆”，說“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三風之一叫“亂風”，亂風包括四愆，其一是“比頑童”。假如“頑童”所指的就是後世所稱的“男風”，或“南風”，這無疑的是關於同性戀的最早記載了。曆史的注疏家當然不用這種眼光來看，例如傳統的孔安國傳就說“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不過一般的看法大都承認頑童就是孌童，紀昀就是這樣承認；他所懷疑的是這一部分的《尚書》既出梅賾偽古文，所以也許不足為據，好比孌童出黃帝之說不足為據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