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戀的現象，有時候，在有的地方，會發達成一種風氣。古遠的無可查考，即如清代的福建、廣東以及首都所在地的北京，都有過這種風氣。
褚人獲《堅瓠集》中有《南風》一則，稱此風“閩廣兩越尤甚”。袁枚《子不語》講胡天保做“兔兒神”的一節說，胡天保既死，“逾月托夢於其裏人曰：‘我以非禮之心，幹犯貴人，死固當然，畢竟是一片愛心，一時癡想，與尋常害人者不同，冥間官吏俱笑我，揶揄我，無怒我者；今陰官封我為兔兒神，專司人間男悅男之事，可為我立廟招香火。’閩俗原有聘男子為契弟之說，聞裏人述夢中語，爭醵錢立廟，果靈驗如響，凡偷期密約有所求而不得者，鹹往禱焉”。這是一派神話，但神話大抵有社會學的根據，並非完全向壁虛構。閩俗契哥契弟之說原是流傳已久的。至冥間官吏的態度，隻是嘲笑、揶揄而不怒，也正是陽間社會的態度；中國社會對於這一類變態的態度，一向也恰恰就是這樣，與西洋的迥然不同。（西洋在拿破侖別製法典以前，同性戀的代價是死刑！）也唯有在這種比較寬大的態度下，同性戀才會成為一時一地的風氣。
唐人小說盧全的《玉泉子》有《杜宣酞》一則下說：“諸道每歲進閹人，所謂私白者，閩為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閹以下，桑梓多係於閩，時以為中官藪澤。”這一層不知和後來契哥契弟的風氣有無淵源的關係，年代相隔甚遠，未便妄加推斷，不過閹人容易成為同性戀的對象是我們在上文已經討論到的。
廣州一帶女子同性戀的風氣是比較後起的事。海禁開放，廣東最得風氣之先，女子獲取職業自由與經濟獨立的機會，從而脫離男子與家庭的羈絆也最早。說不定這其間有些因果關係。深居簡出的女子容易發展同性戀是一個比較常見的趨勢，而這顯然是某一時代的比較短期的反響了；大抵婦女解放的過程，男女社交的發達，到達相當程度以後，這種風氣自然會趨於消滅。關於廣州女子的此種風氣，記述得最肯定的是張心泰的《粵遊小誌》；張氏在《妓女》一則下說：“廣州女子多以結盟拜姊妹，名‘金蘭會’。女出嫁後，歸寧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婦禮，必俟同盟姊妹嫁畢，然後各返夫家；若促之過甚，則眾姊妹相約自盡。此等弊習為他省所無。近十餘年，風氣又複一變，則竟以姊妹花為連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儼若槁砧者。然此風起自順德村落，後漸染至番禺，沙茭一帶，效之更甚，即省會中亦不能免。又謂之‘拜相知’，凡婦女訂交後，情好綢繆，逾於琴瑟，竟可終身不嫁，風氣壞極矣。”上文說女子同性戀的例子不易見於記載，祝氏妾與某氏女的同死，隻好算是聊備一格；張氏的記載裏雖無個別的例子可查，但事實上是等於千百個例子的總論，也可以差強人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