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所述，如今擁有較高全球化影響力的國家和企業，無一不是將政府的政策和企業的實際情況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見圖4-9。其中的關鍵在於，在促進人才流動的同時，還要完善社會保障和再教育體製。然而，日本現在的做法卻完全與之相違背。問題最大的就是日本政府提出的“勞動方法改革”增加正式員工數量，會導致日本的勞動力市場更加僵硬。
盡管遭到德國工會的強烈反對，施羅德仍然堅持進行改革。北歐國家也是一樣，各國政府都竭盡全力提升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
今後，日本能否出現一個像施羅德那樣，認為“對技能不足的勞動者進行再教育是國家的責任”，並且堅決建立再教育體製的政治家呢？我想，幾乎不可能吧。
日本企業現在大量雇用二十二三歲的應屆畢業生，但當他們四十多歲的時候，正是如今無法預測的時代。企業應該對這些年輕人進行相應的教育，使其能夠適應時代的發展，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對老年人進行再教育已經來不及了），隻是單純吸收年輕人才，完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
適合日本國情的再教係體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