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同意“學貴慎乎始”這樣的說法，那麽我們就一定會承認， 家庭所能給予孩子的語言教育，成效最廣、時間也最長； 終究說來，父母才是那個真正的語言啟蒙師。
多年前，曾去探望一位朋友，應門的是朋友家六年級的二女兒，她為我開門時，我探看內屋，順口問了一句：“姐姐呢？”小主人俏皮地仰起美麗的臉蛋，笑眼盈盈地回答我：“死了！”我雖非食古不化，卻也一時迎戰不了這種新新語言，腦中找不到一句合適的話，用以回應眼前這個孩子自覺幽默的話語。這是多年來我頭一次感覺到，即使是父母都重視教養的家庭，孩子的語言習慣也受到大環境極大的影響與拉扯。
又過了幾年，當我們再度回到台灣時，這種語言的震撼更加緊密地發生在日常生活中。Abby在第一天上學回來的晚餐桌上，苦笑著對我們描述她的驚訝。她說，當她回頭對坐在後排的同學微笑時，她的同學麵無表情地問道：“你不覺得自己這樣沒事亂笑很白癡嗎？”其後，孩子們也漸漸接受了“豬頭”“笨啦”這一類的話，她們開始懂得，在此地，這不能被認真地視為一種語言的侮辱，因為連師長們也很習慣使用這一類的詞句。說的人不僅沒有惡意，甚至在某一種更粗糙的語氣與用詞裏，還夾帶著一種推心置腹的宣告：“我沒把你當外人，所以我們不需要客套虛偽。”
曾幾何時，語言上的恭謹與精確，在我們的社會中已被當成一種過時的教養，連語言素養應該最嚴謹的新聞報道，也用著一種前所未有的語法、情緒與大量的贅詞，豪華地包裝著單薄貧乏的內容。看完一節新聞，總讓人不禁興起一種疑問：“那位女主播到底在激動什麽？”或是：“我們可不可以說得少一點但說得好一點？”
環顧現今的台灣，語言教育似乎總是被狹隘地定義成“外語教育”，提起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大家就會想起我們的語言教育，但是對於整個社會談吐質量的日趨惡劣，大家似乎並沒有太大的擔心。我想誰都無法否認語言教育是智育教育的成果，因此隻追求外語能力的增進，而忽略母語素質的提升，無疑是非常舍本逐末的教育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