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根本，是為人類的自由。這個道理要暢達天下，務必先陳述自由之事實、弘揚自由之價值；務必繼續發展相關技術，以實現此價值；對於那些無論動機為何，刻意忽視自由之事實，否定自由之價值的人，則務必與其決戰。
在剛開始的幾章中，我討論了社會倫理，據此論證了組織膨脹、人口過剩必將引來邪惡，此邪惡得到社會倫理的理論支持，且會改頭換麵，讓人以為它看上去還是不錯的呢。這種邪惡的價值體係，與人的體質和氣質能協調嗎？社會倫理假定，後天的教養在決定人的行為方麵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人類生來即有的生理、心理的種種特質卻是微不足道的。這話有道理嗎？是否人類真的隻不過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如果這話沒有道理，我們又如何自圓其說，證明個人與其所在的群體相比較，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呢？
其實證據自足。所有現存證據可以歸結到一點：在個人與社會的生活中，遺傳的重要性與文化相比毫不遜色。每個個體在生物學上都是獨一無二的，與別人並不相同。因此，人人自由是極好的事情，人人寬容是極大的美德，控製個體則締造不幸。因了種種實用的、假設的理由，獨裁者們、組織官員、某些科學家卻急於簡化人類遺傳天然的多元性（這種多元性會令他們發瘋），控製社會處於一種同一性狀態之中。在行為主義發展的初始階段，J.B.華生(1)一股熱誠，悍然宣稱他能夠證明“行為模式並無遺傳性，天賦（音樂、藝術等）亦然，人們以為天賦會在家族裏遺傳，這純屬無憑無據的瞎想”。直到今天，我們還發現有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家——哈佛大學的B.F.斯金納教授(2)——堅信，“隨著科學發展，科學能解釋的現象其範圍越來越廣。比如人們宣稱個人所做的貢獻，如今看來幾乎等於零；人們誇誇其談的所謂創造力，在藝術、科學、道德上的成就，所自誇的自主選擇的能力，以及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態度，如今在新科學的自畫像裏，早已不再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