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在大雪中徹夜趕路，是因為小伊想在三十歲生日那天，抵達德格，去德格印經院再看一看。
“但明天不開門。”旅館老板睡眼惺忪，被我們淩晨三點的抵達吵醒，神情恍惚。
“真的不開門嗎？”
“疫情，關閉很久了。”
我們陷入茫然。自二十天前出門起，每天都在擁抱意外。層出不窮的變故：疫情占據很大原因。我有時候想，生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一代人，是否會感覺這場戰爭是永恒的。
“但提前知道不開門，總比去了發現不開門要好。”小伊顯得很平靜，“明天我們還是去繞著它散一圈步吧。”
那夜我睡得很沉。第二天醒來，盯著天花板很久，想不起來自己在何時何地。夢中那些匍匐的朝聖者、轉經的信徒，都還沒有散去。
記得不久之前，路過洛須鎮，恰逢高僧到訪，信眾聚在古老的寺廟中瞻仰，跪拜，捐贈時竟是一百一百地大把奉上——我驚呆了，為自己象征性地奉上零錢而感到羞愧。藏族人告訴我，牧民們賣了牛，或挖了蟲草，第一件事就是先撥出一大筆供奉的錢，朝聖到寺廟，獻給活佛；其餘的隻要足夠一年口糧就行了。錢對他們來說沒有太多意義。
在途中，當親眼見證了磕長頭的朝聖者，在馬路上三步一叩的時候，我開始思考“寄托”這個詞。“人是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韋伯有言大意如此，這張網，類似於某種寄托。有人寄托於信仰。有人寄托於兒女、事業、理想；或者更普遍的：錢？又或者，愛。
那個早晨醒來，我莫名其妙挨了“寄托”這個詞一悶棍，躺在**盯著天花板，幾乎無力起身。我問小伊：“你有什麽寄托嗎？”
小伊將醒未醒，一大早地被這突如其來的拷問搞蒙了，久久沒有吭聲，後來她說：“沒有一個大的整體寄托。但有一些小小的事件。看山，也是一種寄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