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曰：“臨下以簡，禦眾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曆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條，而奸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津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紡塞聰，耳目所及，尚不放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禦史六察，專務鈞考簿書，摘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疏。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乏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榷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為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主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為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為身謀，非馬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