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位被義和團詛咒的人，仍然是慈禧賞識的李鴻章，當政府走投無路，奈何不了侵略者時，他被慈禧再三督促北上議和。
李鴻章是被很多書生，包括康、梁都十分讚美的深知“大變局”的人物。他們隻看到了李搞現代化的方便少數利益集團生活的一麵的政績，而沒有看到大多數人生活在死亡線上的一麵。
另外，李鴻章最根本的問題，是沒有幫助慈禧、光緒搞政治改革。從1901年1月至4月，慈禧連下兩道新政懿旨，這兩道懿旨，除了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等迎合外，他和其他封疆大吏、王公權貴對這變法詔令基本上是持冷淡態度。
新政懿旨中就有批評洋務運動帶來的誤區。因此上諭“希望突破洋務運動的藩籬，指出了‘察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耶？”
李鴻章是繼曾國藩致力洋務運動的最努力者。單就鐵路火車一項來說，沒有李鴻章，慈禧不可能在中南海坐上火車，中國人今後也不可能坐上。
前麵講過慈禧忌諱建鐵路破壞風水。中法戰爭以後，洋務派為圖自強，大修鐵路之議漸起，主張最烈的是時任北洋大臣總督的李鴻章，他的重要粉絲是台灣巡撫劉銘傳和湖廣總督張之洞。但反對的聲浪高唱入雲，因為造鐵路免不了破壞民間墳塋的風水，不少民居也會遭到拆遷，而中國人尤重土安遷，難免引起政府與百姓的矛盾，慈禧因這個擔憂而不敢做主造鐵路。但之後壞了滿清的，恰恰就是因為鐵路。例如李鴻章開通了一條由天津至唐山的鐵路，另一條由天津到通州的鐵路，給以後八國聯軍進京無形中提供了方便。又例如將鐵路收回國有的矛盾，最為激烈衝突的是發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的四川保路運動，這些或許不是她的憂慮，但某種憂慮會蘊涵某種預感。鐵路在辛亥革命時代，已經縱橫南北，為國內戰爭起到了更勝一籌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