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連續四年的天災的最後一年——1879年4月，被安放到東陵的同治帝，才在這一年舉行永安大典。據《世界遺產論壇：明清皇家陵專輯》載：從聖祖到仁宗暫時“安奉時間長短不一，多者數年，少者僅幾天，如高宗10天，仁宗7天，而穆宗（即同治帝）梓宮則多達近5年的時間”。也就是說，慈禧太後對親生子的英年早逝的哀傷程度是漫長的。
然而，當慈禧在奇災後欲為兒子安葬時，卻又發生了讓她不痛快的事。
有個叫吳可讀（1812—1879，甘肅皋蘭人，字柳堂，道光進士）的吏部主事，卻竟然借慈禧太後給同治帝及其皇後舉行“永安大葬”時，竟在薊州的一所廢廟中服藥自盡。原因是他當初就反對慈禧立光緒帝為帝，他在遺書中公開指責慈禧強立載灩為帝是“一誤再誤”，認為大清二百餘年來“以子傳子”的祖宗家法不能因慈禧的做法而改變。吳可讀以屍諫抗議慈禧的行為，令朝野震驚，給不祥的國家又籠罩上了一層不祥。
慈禧也殊不可喻，他讓中央高級幹部通通上朝來議吳可讀的遺書，看看吳是否說得有道理。這也自是一種對高層幹部的考驗。結果徐桐、翁同穌、張之洞等一千大臣認為吳沒道理。盡管吳沒道理，但慈禧也哀其“以死建言，孤忠可憫”。李鴻章則上一奏折，向慈禧太後支招，提出吳可讀既死於薊州，而“懿訓昭垂，衷於一是”，吳可讀“就義之時，遺命即葬薊州”，而“該州士民傾心向慕”，今“擬請旨俯準該紳等捐建專祠”，而“慰薊人景仰之誠”。
然而，對慈禧給力給得最足的還是李鴻章幫她簽訂的《辛醜條約》。條約的簽訂，給慈禧太後的帝國帶來將近十年的榮華安定。
慈禧流亡政府一行，望眼欲穿，終於在1901年6月（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自西安起程回京。此次回京，“儀衛甚盛，發卒數萬人”，僅皇差官差就達兩千餘輛，城中百姓虔誠地“伏地屏息”，各州縣以上文武官員，必須到離城二十裏的灞橋去恭送，沿途更是“千官車馬、萬乘旌旗”，與逃亡時的情景大不相同。慈禧在途中驚聞李鴻章病逝噩耗，悲痛幾許，賜諡號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