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憲友會黨人也好，一般立憲人士也好，把“切身的利益”作為“最先的考慮”那是很普遍的現象。如喊立憲喊得最響的張謇，最初卻是個“群而不黨”的人，待開放黨禁後，他才加入了共和黨。
張謇這人清高，也有做帝師的胃口。張謇把個人的利益與身家看得很重，講究實惠。
本來，憲友會成立期間，他本來是要到北京去的，但為避清廷嫌疑，他不前不後，恰在憲友會成立之後才到北京。但如果我們認為他沒理想、害怕壞自家好事的人，那就錯看他了。
據他自定的年譜中記述，他此次北上，是為了陳請關於滬漢粵津各商會議組團報聘美國及商議中美銀行航運事業，對憲友會則隻字未提。
張謇的北上，四月間已有此計劃。但取道漢口赴京，繞了一個大圈子。
可是，他卻在河南彰德拜會了他當年的弟子袁世凱，在洹上村，彼此密談了什麽，他沒透露。
而這時離武昌起義還隻有三個多月的光景。
張謇逗留到憲友會閉幕方抵北京，顯然他不想卷入憲友會。但這隻是表象的。
不錯，他是一個極端反對激烈改革的人，他這時候，或許曉得憲友會已經不是當初的性質。其實，憲友會的幹事雷奮是他的代言人，故參不參加對他是無所謂的。
他不想卷入革命黨中，倒是有的，他對暴烈的革命不讚同，並把革命黨視為盜賊之流。他在年譜中稱：
餘以為革命有聖賢權奸盜賊之異。聖賢曠世不可得，權奸今亦無其人。
盜賊為之，則六朝五代可鑒。而今世尤有外交之關係，與昔不同。不若立憲，可以安上全下，國尤可國。然革命者仇視立憲甚，此殆種族說為之也。
很有意思的是，張謇害怕革命，但他卻又偏偏碰上革命，及至後來竟代表袁世凱與革命黨領袖打交道，以致讓孫中山還舍不得。然而，他卻把孫中山遊戲了一把，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