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者如果被類似的假象所迷惑，就容易看錯人、用錯人，“草螢為火，荷露為珠”，而遺棄和傷害了真正的賢能之人。識人之難，就難在不辨假象上麵。正如三國時代的人才學家劉劭在《人物誌》中指出的那樣：人才不被重用，不是因為其無才，隻為用才者常被諸多表麵現象所迷惑，進而不識不用。春秋時代的卞和兩次獻玉給楚王，皆被認為以假欺君，先後被砍去了雙腳。相反，白石卻往往被人當做至寶，真是“白石如玉，愚者寶之；魚目似珠，愚者取之”。
雍正帝向以猜疑忌刻、寡恩薄情著稱，懲治政敵、朋黨也確實異常殘酷。但他對於持有不同政策見解、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人，也不是一律無情打擊，隻要與政治鬥爭或朋黨沒有聯係，也能照舊信任使用，而且有的還破格提拔，加意保護，這也成為雍正執政期間識人用人的一個亮點。
雍正元年（1723年）春，翰林院檢討孫嘉淦上了一個條陳，請求雍正帝“益弘寬容之量，永息兵爭之端，使內泯疑懼而外患挽輸”。他說：皇上“銳意勵精，悉心揆務，事事皆煩聖慮，亦恐過勞聖躬，伏願心默運於萬機，而外則靜以鎮之，智先覺乎眾情，而外則寬以容之。鎮之以靜，綜其大體而庶務自理；容之以寬，泯其疑懼而上下相安”。又說：“西陲用兵徒恃吾力之有餘，而不察夫勢之未可……夫兵聞拙速，未睹巧久，欲取勝當思製敵之遭，欲持久當思足餉之方，未有萬裏轉粟，十年屯兵，不見敵而徒費者也。據臣愚見，莫若大兵盡撤而嚴備內地，且易前轍而觀彼向背……西師既罷，國用自充，利源可清，而捐納可停也。”這個條陳的內容，也就是史書所稱之“嘉淦上疏陳三事：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在奪位鬥爭餘波尚未平息的情勢下，要求新君“弘寬容之量”、“親骨肉”，以“泯其疑懼而上下相安”，這無疑是逆鱗犯諱的事。果然，雍正帝看後大怒，寫了“粗率”、“不好”的批示，並把“寬以容之，鎮之以靜”、“容之以寬，泯其疑懼”、“益弘寬容之量”、“內泯疑懼”等句加了朱筆圈點，召入在廷諸大臣，叫他們閱看，並厲聲責問道：“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左都禦史朱軾慢慢地回答說：“嘉淦誠狂，然臣服其膽。”雍正帝沉思良久，也情不自禁地大笑道：“朕亦且服其膽。”不僅未加怪罪，還於四月命其任順天鄉試分校，議敘擢升國子監司業。此後，孫嘉淦屢上條陳，雍正帝曾論理九卿：“朕即位以來，孫嘉淦每每陳奏，可謂直言極諫，朕不僅不加怒，反而加恩，汝等臣工當以為法。”雍正五年（1727年），孫嘉淦以國子監祭酒出任順天學政期間，因經費問題與署直隸總督宜兆熊等發生爭執，雍正帝完全支持孫嘉淦，指責宜兆熊說：“孫嘉淦斷非騷擾地方圖利之輩，爾等何不量情至此！”並說：“孫嘉淦正人端士也，用心作成他。”不久，即用孫嘉淦為順天府尹、工部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