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兼並空前
明朝後期，土地兼並更加猛烈，宗室勳戚莊田的規模更大。如萬曆時，潞王（朱翊鏐）有莊田4萬頃，神宗也詔賜福王（朱常洵）莊田4萬頃，後經群臣力爭，始減為2萬頃。天啟時，桂王（朱常瀛）、惠王（朱常潤）、瑞王（朱常浩）及遂平、寧國二公主的莊田皆以萬頃計算。山西全省上好的田地，幾乎全為宗室所占。河南有72家王子，土地“半入藩府”。宗室勳戚莊田占有土地的總麵積，據不完全的估計，天啟年間為50萬頃。
一般官僚地主對土地的兼並也異常激烈。如萬曆年間，南直隸（安徽、江蘇）有的大地主占田7萬頃。浙江奉化全縣的錢糧是2萬兩銀子，而鄉官載澳一家就占去一半。崇禎時，河南縉紳之家田多者千餘頃，少者也不下六七百頃。
豪強地主不僅在本鄉占田，而且跨越省縣設立寄莊田。許多地方寄莊田占地比例極大，如福建南靖縣的土地，屬於他縣豪強者十之七八。山東曹縣共有土地25000餘頃，寄莊田占去一萬餘頃。在激烈的土地兼並之下，大多數農民失掉了土地，淪為地主的佃戶，如顧炎武說，江南“有田者十一，為人佃作者十九”。
● 農民處境艱難
激烈的土地兼並，迫使農民大量流亡，政府賦稅來源發生困難，而皇室揮霍有增無減，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為彌補空額，加重了賦稅剝削。一條鞭法推行不久，就出現鞭外有鞭、條外有條，雜稅層出不窮。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起，明政府借口遼東戰事緊急，向人民加派“遼餉”，前後三次，共征銀520萬兩，相當於全年總賦額的1／3以上。以後又有各種名目的加派，而且無論地方豐歉、土地肥瘠，皆一概按畝征銀，再加以強征丁銀，濫派差役，就使得更多的貧苦農民拋棄自己的小塊土地，淪為地主的佃農、雇工和奴婢，或成為流民、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