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的目光離開硝煙彌漫的戰場，凝眸於廣州一隅，吃驚地發現那裏平安無事，仿佛一潭死水般地波瀾不驚。
坐鎮廣州的是鹹豐最為欣賞的封疆大吏——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事務欽差大臣葉名琛。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個炙手可熱的職務，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外貿易恢複正常，廣東一帶已成為敏感地區，況且管理五口通商實際就是全權負責對外關係。集兩廣的軍政與清朝的外交權於一身，可見葉名琛在鹹豐心中的分量。在鹹豐的印象裏，葉名琛能幹，對付外夷有一套。把誰放到廣州他都不放心，唯獨葉名琛是最佳人選。恰恰就是這位最令他放心的葉總督卻捅下了大婁子。
其實，身居要職的葉名琛對西方事物一竅不通（他也不屑了解西方），他那套對付外國人的本事，說穿了很簡單：避免接觸，敷衍了事。因循清朝官人不與外國人直接對話的體製，葉名琛身為通商大臣以種種借口不跟西方外交官見麵，怕見麵多惹麻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其次，對於外交公文，他統統以虛言搪塞，對於西方國家提出的什麽要求，不管合理不合理的一概拒絕。葉式外交方針糊弄一時尚可，真到了針尖對麥芒的時候，隻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鹹豐四年（1854年）春，英國的香港總督兼（對華）全權公使包令爵士約美國專使麥克來因和法國代表布爾布隆，一起給葉名琛寫信，要求見麵談判“修改條約”。修約是怎麽回事呢？1844年簽訂的中美《望廈條約》中有這麽一款：“和約一經議定，兩國各自遵守，不得輕易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麵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中法簽訂的《黃浦條約》也有類似條款，可是跟英國人有何關係呢？包令爵士巧言善辯，他說：“英國同樣享受'最惠國待遇'，就應該跟美國和法國一樣有資格修約。”眨眼間快十二年了，他們發覺前約當中有不對胃口的地方，所以他們迫不及待地提岀修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