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左翼文學因為其強烈的政治色彩，曾經曆過“翻烙餅”式的評價：自1949年後相當長的時間內，左翼文學被認為是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黨派性文學，因而被給予重點述評和崇高的文學史地位；從八十年代中期後，在“純文學”觀念的衝擊下，左翼文學因為與政治的緊密聯係，被認為缺乏“文學性”而受到根本的質疑，左翼文學也因此出現過被冷落、被取消的危險[95]。究竟如何評價政治立場鮮明的左翼文學、如何看待文學與政治的關係？這是尚待進一步深入思考的課題。下文意在立足於新的理論視野上，重新觀照這一問題。
當代學者劉瑜在一個題為《作為生活經驗的政治》的演進中認為：長期以來，我們總是把政治“作為一種高層的精英活動來看待，比如說：政治是什麽呢？就是黨中央要開什麽會了，領導又接見誰了，中央又發什麽指示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記得小時候老師給學生寫評語的時候，一般第一段總是會寫你的政治思想狀況，老師們特別愛寫某某同學特別關心國家大事、經常閱讀《人民日報》、觀看《新聞聯播》等這樣的評語，凡是這種視角它都是把政治作為一個高高在上的東西”。劉瑜認為這反映了中國人普遍對政治的認識，認為政治就是國家的大政方針，是政府、執政黨在國家生活中布設的重大事件、采取的重大行動。這種認識顯然不對，在她看來，“政治本身，它是一個柴米油鹽、衣食住行的東西”，“沒有必要把它看成一個很高層的東西，它並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東西，它的主角不僅僅是政治家，它的主角更是我們自己”。[96]劉瑜上述對政治的理解提醒我們，政治並非高居廟堂的東西，它包含更多內容。政治不僅是君主和大臣管理、統治國家的活動，也不僅是政府、政黨、集團在國家事務方麵采取的措施，它也包含公民在公共事務中表達個人意誌、維護自身利益的活動。政治的權力主體不僅是政黨要人、集團領袖，每一個老百姓都有權參與各種公共事務的協調和管理，人與人之間在政治關係上是完全平等的，不應該是權威與服從、統治與被統治、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這提醒我們應該從政治的基本精神和原點上去理解，並力圖回複、回歸到政治的原初意義。就像哈維爾所說，“必須達到政治的原點——有個性的個人，必須喚醒個人的良知”。而一旦回歸到政治原點，就會明白，政治的初衷和基點並不在為高高在上的政治威權服務，政治的目的也不僅是為了維護官府的權威，服務於政治威權的統治。哈維爾還說過，“政治是求得有意義的生活的一種途徑，是保護人服務人的一種途徑”[97]這再明白不過地說明，政治的目的是達致個人的自由和幸福，而非以統治者、統治階層或政治威權的統治為本。“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能最有力地傳達出政治的基本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