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以輸入“民主”“科學”“個性解放”等為核心的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理念為主。五四一代的現代中國作家由於接受了現代西方“學理”的洗禮，他們所創作的五四新文學無論在思想素質和內容質地上都顯示出與傳統中國文學的巨大差異。文學上的這種根本性改變主要表現在五四文學對中國生活和中國民眾有完全不同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理解和表達。五四作家主要受汪暉所說的整體上肯定西方文明、否定中國本土文化的“態度同一性”[87]所左右，他們看待中國現實逃不脫“態度同一性”中包含的對中國的批判眼光。從否定性的眼光出發，他們看到的就是中國社會的僵固、衰敗、混亂和中國民眾的精神病態。所以新文學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寫作就主要集中於表現中國社會的痼疾沉屙、民眾的不幸和精神痛苦，這些作品描述的中國猶如處在昏睡的噩夢中，生機寥寥，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不過，在二十年代中後期，自五卅運動後興起的以蔣光慈為代表的革命文學作家改變了上述狀況，他們不再在五四啟蒙的思想下和“態度的同一性”的精神氛圍裏去領悟中國和中國民眾，這使他們講述出同五四作家非常不同的中國故事。
二十年代新文學眾多的作品都在呈現中國國家和民眾的苦難，描述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民眾普遍的物質和精神悲劇，即使是表達自我創傷也是把個人的精神痛苦與中國的危機聯係起來，鬱達夫的“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正是如此。在五四作家的講述裏，民眾的苦難主要表現為極度的物質匱乏。這類講述中國民眾“永遠的黑暗”的故事在當時大量出現，充分展示了貧困的非人化力量，展示了貧困是怎樣把人置於最迫切的生存需要的絕對支配之下，使民眾隻能像蚯蚓一樣匍匐於土地之下，極度痛苦而又沒有任何希望的生存圖景。這些作品都極力刻畫慘象，至於是什麽引發苦難，作者又都把發生的緣起指向一些偶然性因素：天災（《蚯蚓們》，《莽原》2卷20期，1926年）、疾病（《偏枯》，《小說月報》13卷11號，1922年）、突發的匪患（徐玉諾《一隻破鞋》，《小說月報》14卷6號，1923年）、兵禍（王思玷《瘟疫》，《小說月報》14卷12號，1924年）。就是說這些小說作者們都比較孤立地描述民眾的苦難故事，他們都不著眼於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之下發掘與苦難的中國故事相關聯的社會根源，不太從社會現實政治的角度去透視。這樣民眾的苦難好像是“命生定的”，是自然或偶然生發的，是無法擺脫的悲劇命運的大網網住了他們，與現實的社會政治缺少關聯。正因為這類作品隻是集中於描寫現象，所以在表現民眾苦難方麵就顯得眼光狹隘，會讓現象的描寫比較孤立。用茅盾的話說就是“變成了冷觀的虛弱的寫實主義”，無法同廣闊的社會現實發生聯係，缺乏廣闊的生活容量，在顯現造成民眾不幸命運的社會因由方麵就會缺乏力度和縱深。當然，這並不是說二十年代作家在展示民眾苦難時從不在現實社會中去尋找根源，魯迅就看到是“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的交相煎迫，把閏土置於痛苦與麻木的生活境地。本時期反映兵禍、匪患給民眾帶來深重災難、生靈塗炭的作品也大量湧現。不過拘泥於突發性的兵匪之患，簡單表現兵匪之惡，或從人道主義立場同情普通兵士，表現他們對戰爭、對官長的痛恨還是暴露了當時的作家在展現廣闊的生活背景方麵、在認識中國社會本質方麵的局限和思想的薄弱。所以第一個十年新文學在描摹苦難的中國故事上是生動的，但在顯現民眾是被什麽置於苦難之中又是乏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