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學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的“革命文學”濫觴。“革命文學”寫作的實績通過蔣光慈這一時期的創作體現出來。蔣光慈的革命詩歌和革命小說講述了不一樣的中國故事，對中國現代文學基本麵貌的改變作用甚偉。而“革命文學”論爭則以清新剛勁的理論，對中國文人文學傳統和中國的思想文化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走向都產生著廣泛而持續的影響。
聲勢浩大的“革命文學”運動背後是一場強勁的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湧動，標誌著中國知識界正在發生巨大的知識轉型和思想轉向。“革命文學”的熱烈倡導從一開始就擺出一副要與五四新文學決裂的姿態。在《文化批判》創刊號，馮乃超就發表《藝術與社會生活》，首先拿五四新文學的幾位代表開刀，包括魯迅、葉聖陶、鬱達夫、張資平等。魯迅更是首當其衝，時而被批判為封建餘孽，時而被斥為“一位不得誌的法西斯蒂”。後來茅盾也被當成重點的攻擊對象，遭到同樣激烈的批判。“革命文學”倡導者批判魯迅、茅盾，其主要原因在於雙方對中國社會性質和狀況的認識不同，文學觀念上也存在分歧，也有很明顯的意氣之爭。另外還與“革命文學”論者思想不夠成熟、在許多問題上自己並沒有澄清有關。這正像李何林說的，創造社對魯迅茅盾諸人的論戰是一場內訌，是“錯認了敵人和精力的誤用”[61]。在這一點上，鄭伯奇的話可以作為印證。在談及“革命文學”論爭時，鄭伯奇說過“我們可以老老實實告白，我們起初沒有算到我們的敵人是魯迅周作人等語絲派的諸君……然而我們的革命文學旗幟一揭起來，魯迅先生先成了我們的敵人我們所批評的不是魯迅個人，也不是語絲派幾個人，乃是魯迅與語絲派諸君所代表的一種傾向”[62]。然而以魯迅、茅盾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的一支離鄭伯奇所說的“藝術至上”“自我表現”“人道主義傾向、自然主義手法”無疑是有距離的，他們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學的寫作傾向遠不是革命文學論爭所批判的東西的代表。況且革命文學派所極力突出的“一切文學都是宣傳”、文學的階級性等觀念，魯迅、茅盾從來沒有從根本上反對。李何林對這一點認識極為清楚。他說：“但魯迅和茅盾又不是反革命或根本反對革命文學的人，他們不過對於革命文學提倡者的個人言詞表示不滿而已。”[63]這樣看來，雖然那場混戰裏魯迅、茅盾不幸被誤作為攻擊的對象，但其實二人及其代表的文學傾向實際上本不該成為創造社批判的靶子。既然批判魯迅、茅盾二人並非革命文學派的初衷和主要打擊目標，那麽當時最為創造社和太陽社所反對的文學又是什麽呢？他們的矛頭實際上本來對準的又是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