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是傳統文學樣式中最重要的一種文學體裁之一，小說創作的狀況和水準往往成為一個地域的文學成就和文學地位的指針。2015年、2016年，廣東文學的情況亦從廣東小說的寫作可見一斑。這兩年，廣東小說的創作呈現出集群性的特征，各方麵的小說作者所寫作的題材相對集中在幾個較一致的領域和生活內容裏。像以王十月、陳再見的創作為代表的打工文學，以鄧一光、盛慧的創作城市文學，以王哲珠、黃金明的創作為代表的鄉土文學，以吳君、舊海棠的創作為代表的女性文學、以王威廉的創作為代表的精神性寫作均是能展示廣東小說寫作實績的豐碩成果。
一、打工文學的蛻變——走出廠房和流水線、走向文人文學
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孕育了中國最早也最優秀的一批打工文學作家，像王十月、鄭小瓊、林堅、郭金牛等是這批打工作家的傑出代表，他們創造的“打工文學”一直被視為廣東文學界的“拳頭產品”，是廣東文學的一枝翹楚。經過30年的發展，廣東“打工文學”已經取得不俗的成績，但打工文學自創生以來所戴上的光環，也使得它在人們心目中留下了太多印象標簽，似乎一提到“打工文學”就會讓人想到廠房和流水線。這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打工文學作家們自身的開拓和創新。其實，像王十月、塞壬這些作家，他們的起點是非常高的。他們對時代、人生和人性有自我的理解和判斷，有自己擅長的藝術表達形式，並不因他們是打工者而與其他文學寫作者有什麽天壤之別。而且“打工文學”自身的類型也是多種多樣，除了純文學形式的打工文學外，還有許多通俗文學的類型，非常多元，非常豐富，不能一概而論。
在燦若群星的廣東打工文學作家群中，有許多優秀的小說寫手，如林堅、張偉明、周崇賢、鍾道宇、郭建勳、戴斌、王十月、葉耳、曾楚橋、陳再見等。得益於廣東活躍開放的文化環境，這批小說作家成長迅速，他們中的大部分作家已離開了工廠，社會身份發生了變化，走到了廣東文學的前沿崗位，成為專業或兼職作家。他們有切膚之痛的生活經驗和紮實的創作基礎，不時拿出一些足以進入當代文學優秀作品行列的上乘之作。另外，隨著生活場所、社會身份、生活內容的轉變，這批打工作家中已有所成就者的寫作就有了很大的改變，而他們日益成熟堅實的寫作也不斷地擴展著打工文學的版圖，改寫著打工文學的基本麵貌。2015年、2016年，他們同樣寫出了眾多令人矚目的作品。如陳再見的中篇小說《上帝的棄兒》，依舊以從農村來城市的打工者作為作品的主人公。“我”曾是一家工廠流水線上的普通工人，經保安隊長朱少吾（前工廠的車間保安）介紹，到社區閱覽室做圖書管理員。由打工者“我”引出因車禍父母雙亡、童年遭細叔性侵而患上癔症並傷殘的城市女孩柳宣，作者又把筆觸伸進城市平民細叔灰暗的家庭生活，也寫出了“我”身處農村的家庭和家人在疾病和貧困中的掙紮，還交代了經過個人努力做了保安隊長最後又淪為通緝犯的朱少吾——他追求社會地位提升而又盲目的生命。跟陳再見以往的小說一樣，這部作品仍然關注他熟悉的在城市邊緣遊走的打工者和底層人物。不過這部作品不再停留在工廠或作為打工者原鄉的鄉村，打工者、底層邊緣人和小人物的現實生活境況也不是作品表述的中心。小說把主人公“我”的身份設定為從工廠普通工人轉變而成的底層文化人，喜歡閱讀，熱衷於心理學特別是癔症的研究。這種基本情景的設置，就更多地把作品引領向了打工者、底層小人物那幽暗而複雜的內心世界，讓讀者一窺這些上帝的棄兒們精神破碎、荒涼的處境。陳再見的另一篇小說《回縣城》中的“我”不是農民工，但同樣出身農村，大學畢業後留在城市的企業打工謀生，生活和家庭的負擔讓這個年近四十有文化的打工仔意興闌珊。麵對生活的局促和高不可攀的房價，“我”無法在深圳這樣的城市置屋安居，隻能回到家鄉的縣城買房。但真實的縣城對“我”來說隻是一個熟悉又陌生的地名，“我”來到縣城，就像一個莫名其妙闖入異地的外來者，內心充滿不知所措的慌亂感和不安全感。《回縣城》呈現了打工一族生活中最普遍的尷尬：因為出身農村帶來的競爭劣勢和原始負擔，讓他們無力擁有城市的精彩；但也無法回到自我離棄的農村老家，隻能選擇回到一個更為隔閡和陌生的縣城去安頓自己的尷尬處境。事實上，“回縣城”也就成了謀食城市的一代打工者“回不去的故鄉”的一種象征。陳再見抓取主人公的意識流動部分，展現了打工者無處歸依的困頓。這種城鄉都無處安放的生活，既是打工者的現實處境，也是他們精神上漂泊零落的寫照。從這兩篇小說可以看出，陳再見不僅寫出了打工者的前世今生，也把打工文學推向了對打工者的出路與精神歸屬的追問，這是對打工文學的深化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