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寫此信的時候，哥哥李瀚章日前已交卸署理湖廣總督（所稱“鄂督”）之職，因為前一年十二月，即有調任浙江巡撫的朝命，他是計劃利用這個機會順便回安徽老家探視，小作休假吧。李鴻章這封信中首先議其行程和家事，還特別要哥哥過南京時向曾國藩麵求祠聯。他對哥哥在署督任間的施政，作了“粗有眉目”的肯定，而對這麽快便調職，表示出不無遺憾之意。對以湖北巡撫兼而接署湖廣總督的郭柏蔭並不看好，從信文中“遠至模棱敷衍，未必能善其後”之語就可為證，“遠”即指郭柏蔭（字遠堂），故而擔心自己“將來尚須赴任（按：此時李鴻章尚兼有湖廣總督之職），殊費力耳”。
平撚軍務方麵，此時已發生較大變化，最主要就是“東撚軍”業已覆亡數月，這當兒對戰的是東返之“西撚軍”。東撚軍覆亡的直接軍事原因在於，雖在具體戰局上它也偶有轉機，但總體局麵上，最後是被困於黃河以南、運河以東、膠萊河以西、六塘河以北的清軍“河防”之區，失去機動回旋的起碼空間，於是日益危迫。這樣，任化邦在同治六年十月間（1867年11月）敗亡於江蘇贛榆，賴文光雖率規模有限的部眾渡過六塘河南下，但主力已失，在十二月中旬（1868年1月間）便敗亡於揚州。在東撚軍覆滅前夕西撚軍即聞急東返，但對救援來說已無力回天，限於自身孤軍作戰而已。不過它一度尚能發揮其“剽疾”的優勢，衝突回旋，尤其是給畿輔地區造成不小的攪動、震**，甚至軍鋒曾抵京郊。清廷慌忙應對，一時數帥並立，多軍臨陣，就包括信文中說到的“季高”“左公”，也就是湘係要員左宗棠。他這時以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鑒於西撚軍東下的情勢，鎮壓對象本著“先撚後回”的原則，統軍東來。此老與李鴻章素常不諧，而此時難得方略見識和行動配合上能基本協調，這不啻清方最後能平定“撚匪”的重要保障。